你们知道,公元四〇〇年时,德意志与俄罗斯地区居民,即史书上记载的最自由、最无畏、最为残暴的人群,曾决定迁徙到法兰西和意大利地区定居 。
他们的性格特征是这样的:
在波莫瑞湾 沿海一带,丹麦国王哈拉尔德曾经建成一座城市,称做朱林(Julin)或朱姆斯堡(Jomsbourg)。国王曾派出一批丹麦青年作为移民,由他手下一名军人帕尔纳—托克率领前往。
据历史记载,这位长官在当地严禁有人讲出畏惧害怕这样的说法,即身处危境也不许说怕。作为朱姆斯堡的公民,强敌当前,寡不敌众,也决不屈服;他必须英勇作战,决不后退,面对死亡,也在所不计。
有几个朱姆斯堡年轻战士曾侵入势力强大的挪威领土名叫哈铿的领地,他们被发现了,虽然经过顽强抵抗,最后还是被制服。
最高贵的人成了阶下囚,按照当时的惯例,胜利者仍须将他们处死。
这一消息传到他们耳中,非但丝毫没有引起痛苦,反而成为他们快慰的理由;第一个开口发言的人,面不改色,毫无畏惧地说:“为什么我的父亲遇到的事我就不该遇到?他已经死了,我也只有一死。”一个名叫托尔奇勒的战士质问第二个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朱林的法律他十分清楚,他决不会说出任何让敌人高兴的话。托尔奇勒在他们面前把第一个人的头一刀砍下。第三个人对同一问题的回答是,光荣地死去只觉幸福,宁愿接受这样的命运,也决不像托尔奇勒那样无耻地活在人世。
第四个人的回答说得长一些,说得更为出奇:“我情愿一死,这是我最愉快的时刻;我仅仅要求,”他向托尔奇勒提出要求,“尽可能爽爽快快一刀砍下我的脑袋,因为这是我们在朱林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弄清砍掉脑袋人是不是还有感觉,所以我手上拿着这把刀:如果脑袋砍掉我手上这把刀也砍向你,这就表明我并没有完全丧失感觉;如果刀从手中跌落,证明事情恰好相反。快动手吧,看问题怎么解决。”据史家称,托尔奇勒一刀砍下他的脑袋,他的刀就脱手落到地上了。第五个人同样表现得沉着冷静,在对敌人的嘲笑中死去。第六个人要求托尔奇勒打他的脸。“我决不动一动,你看我眼睛是不是闪动闭上;我们在朱姆斯堡,就是一下打死,我们也决不动一动,这是习惯。”他死了,没有食言。第七个人是一个风华正茂无比俊美的青年;他长长的金发一缕缕飘拂在他的肩上。托尔奇勒问他是不是怕死,他说:“我甘愿受死,活在世上,我已尽到最主要的职责,因为我已经眼见他们死去,所以我决不能活在世上;惟一的要求是不要叫奴隶碰我的头发,不要让我的血染污我的头发。”
北方的战士还有另一项庄严的准则需要坚持:他们必须是自由人;不过,他们一旦真的占领法兰西和意大利,被征服者就要像畜群一样被他们瓜分,因此再看到的便只有专制君主和奴隶了。不幸的欧洲大陆,正义、美德、安定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蛮人统治欧洲长达五个世纪之久,从十一世纪开始,封建社会成为恐怖、暴虐、于法不公的网罗遍及各地,因此,不论专制君主还是奴隶都渴望变革。美洲野蛮人的生活固然悲惨艰辛,也让他们羡慕,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公元九〇〇年,意大利有关城市利用其沿海地位尝试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在意大利人中所有权观念一经产生,古代罗马人那种热爱自由的热情就表现出来了。这种热爱自由的感情因财富增殖进一步得到加强,你们知道,在十二、十三世纪,欧洲商业贸易全部是掌握在伦巴第人手中的(一一五〇年)。他们在域外致富之时,在他们的国土上,共和政体有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
意大利人这种远见卓识应归功于历任教皇。共和精神是由这类教皇传播开来的。意大利各城市的商人深知仅仅聚敛财富徒劳无益,因为在他们头上还有一个专事剥夺财富的主宰。
在中世纪,一如我们今日,有了力量就可以形成各种权力;不过在我们今日,权势总在设法为其行为求得一个正义的外表。只有正义观念一千年以来在有权势的封建贵族头脑中是似有若无的,在寒冬漫长的当日,他们幽闭在他们的城堡中,有时对此也敢于有所思虑。而处于未开化状态中的人民大众每天所想无非是获得生存所必需的食物。教皇的权能有赖于某种观念的权能,因此他们在卑微的未开化人中间势必要在这艰难人世上扮演某种角色发挥某种作用。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不能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就只有灭亡,所以有才能的人从需要中就被培养出来了。中世纪为数众多的教皇无不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人们看到,在这方面,与宗教,与最强烈的道德理性并不相关。他们能够不需借助体力就制服只知以强力进行统治的野兽:这是他们伟大之处。
为使自身富有并拥有权势,他们只需确定有那么一个地狱存在就行了,谁犯有某类错误,就要被打下地狱,而他们有权可以消弭这类错误。宗教无非是用来讲明其中的道理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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