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鲁迅的中国文学史著述

与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相比，学者鲁迅的声名稍逊一些。这固然基于鲁迅在文学和思想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与现代中国文化界重创作而轻学术的倾向不无关联。事实上，“学者”是鲁迅重要的精神生存方式，与“思想家”和“文学家”一起构成鲁迅的完整精神世界。鲁迅的学术著述和他的文学创作一样，是其思想观念和文化立场的承载方式。鲁迅通过学术研究，站在新文化立场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体现出新文化倡导者的理论立场和价值观念。尽管鲁迅从不以专家学者自居，但其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史（小说史）研究，开一代风气，对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具有奠基意义。可以说，鲁迅无意为学者，却在文学史（小说史）等领域奉献出第一流的学术成果。

鲁迅的学术研究，涉足颇广，在学科门类和研究领域上，兼及文学、历史、金石、佛学；在治学方法和著述体式上，则并蓄撰著、整理、辑佚、校勘。其中，尤以文学史（小说史）研究的成就最为卓著，也最得同时代及后世学人推崇。专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编著《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论文《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及如吉光片羽一般散见于其杂文中的若干文学史（小说史）论断，不仅代表着当时文学史（小说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富于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思路，成为文学史（小说史）写作的精彩范例。

一、小说史研究

在学术界，鲁迅首先以小说史研究闻名，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中国小说史学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该书不仅是鲁迅的学术代表作，而且开创了中国人独立撰写小说史的先河，以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精辟的理论概括，改变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写作的基本格局。鲁迅之前，成熟完整的中国小说史著作尚未出现；鲁迅之后撰写小说史者，代不乏人，在资料的占有上日渐丰富，较之中国小说史学的发生时期有很大提高，研究方法也不断更新，力图实现超越，唯小说史体例和叙述框架仍多因袭《中国小说史略》，鲜有突破；对作家作品的论断更是奉《中国小说史略》为圭臬。作为现代中国学人对小说史写作的最初尝试，《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小说史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可以说，中国小说史研究迄今仍处于“鲁迅时代”，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杰出贡献及其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因此得以确立。

自1920年起，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并陆续编发油印本小说史讲义，以散页的方式在每次课前发给学生，后装订成册，成为《中国小说史略》的雏形。油印本共17篇，在史料运用和作品分析上较为简略，只是一部小说史的梗概。之后，鲁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增补修订，由北大印刷所铅印，题名《中国小说史大略》。铅印本讲义亦为散页，内容扩充至26篇。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分别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这是该书第一次正式出版。鲁迅在讲义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订，将该书的规模扩充至28篇。随着新潮社的解散，《中国小说史略》改由北新书局出版，并于1925年第一次出版了合订本。此后多次再版，每一版都经过作者的修订，但篇章数量不复增删。

从学术思路上看，《中国小说史略》以小说发展的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小说类型为中心，体现出用小说类型来概括一个时期小说发展的基本格局和艺术风貌的小说史意识。在鲁迅看来，小说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考察不同时代小说现象的变迁过程，因此“须以时代为经”。对于小说史现象的考察，则通过若干小说类型的划分和命名，承担对不同时代小说创作形态的历史定位。鲁迅对小说类型的命名，或借用前人成说，如“志怪”、“传奇”等；或出于自创，如“志人”、“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谴责小说”等，从而对中国小说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形态做出了准确的概括。在分析作家作品，考察小说的艺术本质的同时，鲁迅还格外重视每一时期的政治环境、社会风尚以及文人心态等文化因素，着力于穿越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透视时代的精神。这样，小说就以一种文化形态的身份进入历史。《中国小说史略》通过若干小说类型的演进，概括小说艺术的发展历程，对不同类型的命名，不仅是对一个时期小说艺术的总结，也是对小说创作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揭示。上述思路使《中国小说史略》不仅成为一部小说艺术史，也成为一部小说文化史，获得同时代及后世研究者的广泛推崇，被视为小说史研究的范本。

《中国小说史略》另一为人称道之处，在于对作品的审美价值的精准判断，往往寥寥数语，或成不刊之论，这源于身为杰出小说家的鲁迅对于小说艺术的超凡领悟力。通过小说史研究，鲁迅着力发掘作品的审美质素。小说家的身份，赋予其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和感性资源，促成了他审视小说艺术的独特眼光，更铸就了鲁迅作为小说史家的“诗性”自觉。

《中国小说史略》在审美判断上成就卓著，广受好评，却并不意味着鲁迅忽略乃至轻视对于小说史料的开掘和使用。事实上，鲁迅在小说史料的钩沉稽考上颇为用力，在小说史撰写前后，编订了多部小说史料专书，成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史料基础。鲁迅自称在史料方面“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绝非虚言。在鲁迅辑录的小说史料专书中，除《古小说钩沉》成书较早，不是为《中国小说史略》作资料准备而专门辑录外，《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编订于《中国小说史略》撰写期间，可视为该书的副产品。以上小说史料专书与《中国小说史略》共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小说史研究体系，实践了鲁迅撰文学史“先从作长编入手”的主张。

《古小说钩沉》的辑录时间约在1909年6月至1911年末或1912年初，收录唐前小说佚文36种，起于周代，迄于魏晋南北朝，主要从类书中钩沉辑佚，历经数载，用力颇深。该书未能最终完成并出版，且并非《中国小说史略》的资料准备，但对于《中国小说史略》上半部的写作，至为关键。鲁迅对唐前小说的研究，与同时代学者相比堪称独步，资料的掌握无疑是其重要基础之一，其中《古小说钩沉》的辑录，功莫大焉。《古小说钩沉》中收录唐前小说佚文，唐以后小说的汇辑，则见于《唐宋传奇集》。鲁迅辑录唐宋传奇，始于1912年，后又陆续从类书中遴选唐宋传奇并加以校勘，积十余年。1927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后，将累积材料重加勘定，成《唐宋传奇集》八卷，收录唐宋传奇小说45篇，由北新书局分上、下册于1927年12月和1928年2月分别出版。与作为辑本的《古小说钩沉》不同，《唐宋传奇集》则是选本，除搜罗辑校之功外，更得见鲁迅的选家眼光，以及选择作品过程中体现出的小说史视角。在遴选标准上，“唐文从宽，宋制则颇加决择”，对唐宋传奇态度有别，这基于鲁迅对作品文采与想象力的重视，对传奇的创作态度和艺术水准由唐至宋递变的描述，显示出鲁迅的审美判断背后的小说史意识。此外，鲁迅以札记的方式，逐篇考订了《唐宋传奇集》中选录作品的相关史实，纠正了史籍中对篇名、作者的错误记载，特别是订正了坊间刻本对作品的妄改。这组札记附于卷末，题曰《稗边小缀》，堪称一部断制谨严，论证精审的小说史资料长编，对每篇作品的故事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均有全面介绍和精彩辨析。《小说旧闻钞》编订于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之际，1926年8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收录自宋代《大宋宣和遗事》至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共41部小说的相关史料；另有“源流”、“评刻”、“禁黜”、“杂说”四部，涉及宋元以降关于小说的若干史实和评论。此后该书又经作者增补，于1934年5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再版。该书纠正了此前出现的小说史料汇编的不妥之处（如蒋瑞藻《小说考证》等兼收戏曲史料，体例芜杂，且在选录过程中对原文加以删改，颇失原貌的弊病），准确辨析小说戏曲概念之差别，不收戏曲史料；不仅大大扩充了所辑史料的规模，而且在抄录时尽量依据原书，偶有转引，则加按语说明不同版本间文字的差别，使《小说旧闻钞》无论在资料的丰富性还是可靠性上均超越前人，成为第一部专涉小说的史料集。

《中国小说史略》之外，鲁迅常被提及的小说史著述还有《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是1924年7月鲁迅应邀到西安所做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讲演的记录稿。此次讲演历时八天，讲十一次，计十二小时。讲演记录稿经鲁迅本人整理后，题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刊于1925年西北大学出版部印行《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因课时所限，《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无法像《中国小说史略》那样条分缕析，详细道来，只能删繁就简，省略了一些作品和史料，部分小说类型则合并讲述，因此对《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论断有所调整；同时，作为讲演，亦有若干现场发挥之处。然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并非独立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另一部小说史著作，而是同一部学术著作的不同表述。《中国小说史略》1924年之后的各版本，没有依照《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调整做进一步的修改。可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中国小说史略》的调整与发挥之处，并非鲁迅对自家学术观点的修正。

二、文学史研究

在小说史研究之外，鲁迅在文学史研究上亦有所创获。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曾编写讲义，分篇陆续刻印，书名刻于每页中缝，前三篇名为“中国文学史略”（或简称“文学史”），第四至第十篇均为“汉文学史纲要”。该书在鲁迅生前未出版，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才得以收录，并取后者为书名，沿用至今。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间不长，因人事纠葛而辞职，《汉文学史纲要》也因此未成完璧，自先秦起，迄于汉代，仅得10篇。尽管是一部未竟之作，但《汉文学史纲要》还是体现出鲁迅独特的文学史研究思路。首先，该书第一篇名为《自文字至文章》，文学史从文字讲起，这与同时代及后世绝大多数文学史著作不同。阐述“文”的起源及其本义，还原文学诞生的历史语境和物质形态，这一思路既受到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的影响，也源于鲁迅个人的治学理念。鲁迅晚年，屡有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和文学史的想法，虽未能实现，但兼治文字与文学的学术选择，可见一斑。其次，该书以作家的创作环境、经历及其著作为最基本的研究依据，既是对刘勰“时序”说的继承，又体现出鲁迅本人对文学史独特的观察和把握方式。鲁迅的文学史研究，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世态人心的透彻把握，据此透视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其发现常出人意表，道他人所不能道，而又准确贴切，令人折服。即使是对艺术风格的分析，也多从社会思想和文人心态入手，颇多知心之论。再次，对作家作品的点评，深刻而妥帖，如称《庄子》“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均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经典论断。

《汉文学史纲要》至汉代而绝，鲁迅对汉以后文学史的论断，则承载于其杂文之中。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收录于《而已集》中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该文是鲁迅于1927年7月23日、26日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讲演的记录。这次讲演的记录稿经鲁迅本人修改，连载于1927年8月11至13日、15至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至178期。同年，经鲁迅再次修改，发表于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2卷2号。后辑入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10月出版的《而已集》，编辑过程中又经鲁迅进一步修订，成为作者生前的定稿。尽管不是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仍体现出鲁迅的文学史观，可以视为鲁迅未完成的《汉文学史纲要》的魏晋部分。该文最引人注目的论断，是从“纯文学”的视角出发，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此外，鲁迅从魏晋时代的政治环境、文化风气、文人心态和生活方式（特别是衣着饮食的物质形态）出发，考察魏晋文章清峻、通脱之风格的成因，从而将思想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相融会，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史研究。以该文对嵇康、阮籍的评价为例，嵇、阮二人一直以反礼教的姿态为人熟知，亦因此而为人诟病。鲁迅却认为，他们的反礼教，实际是太爱礼教之故，是因为痛感魏晋时人以崇礼教为名，实则毁坏礼教的风气，受激而变成反对礼教。正是出于“观世态”和“观人心”的视角，鲁迅得以在人所共知的史料中见他人所不能见，得出新颖且令人信服的结论。

之所以如此，与鲁迅对自身的文化定位密切相关。鲁迅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除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短期专职任教外，毕生都与学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鲁迅离开上述两所大学，除人际关系的因素外，也是其思想方式与学院体制的差异造成的。“鲁迅并非研究文学的专门家，就其兴趣与知识结构而言，更接近中国古代的‘通人，或者西方的’人文主义者”，这使其研究无法为某一专业、某一学科所统辖。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为人称道之处不仅在于对史料的充分掌握，还体现在对作品艺术特质的精确判断，对作家文化心态与时代精神的透辟分析之中。这源于其丰富的创作经验、敏锐的艺术感觉、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对历史人生的深刻领悟，这是单纯的文学史学科所无法涵盖的。因此，考察作为文学史（小说史）家的鲁迅，学院式的研究思路固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自觉，防止研究的过度专业化与学科化，以便更充分地感受鲁迅的学术研究背后活跃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思考题：

作为“学者”鲁迅迅与作为“作家”的鲁迅有什么内在精神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