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写作散文诗集《野草》的最后两篇《淡淡的血痕中》、《一觉》近两月之前，鲁迅已经开始了另外一系列散文篇章的写作。最初的一篇《狗·猫·鼠》写于1926年2月21日，发表在刚创刊不久的《莽原》半月刊第1卷第5期上。他将这篇文章命名为“旧事重提之一”。紧接着又在第6期上发表《阿长与（山海经）》，为“旧事重提之二”。后来，又陆续在同一杂志各期，仍然以“旧事重提”为名，发表《（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等八篇文章。最后一篇《范爱农》写于1926年11月18日，发表在《莽原》第1卷第24期上。1927年5月，他在《莽原》第2卷第10期发表《（朝花夕拾）小引》，把过去一年在该杂志发表的十篇文章并提，预备出一本集子，作为“未名新集”的一种；还给这些文章的总题改了一个名称，叫做“朝花夕拾”。7月11日，他在广州的酷暑中写作《（朝花夕拾）后记》，发表在《莽原》第2卷第15期。上述12篇文章，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朝花夕拾》的全部。1928年9月，北京的未名社出版了这本散文集。1932年9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一、《朝花夕拾》的主题

这是一些回忆过去岁月里与作者相关的人和事的文章。其中所记，有保姆、父亲、老师、朋友，也有猫、图画、百草园、从南京到日本的学校，还有民间传说、民俗表演、人间情谊，更有作者自身热烈深沉的情感体验，和浸淫了感情的理性的反思。从写作所指向的对象看，书中所记，从作者记事起，到1912年友人范爱农溺水而死止，都是发生在早年的人和事，所以称为“朝花”。从写作的时间与方式看，这些文章是一个已届中年的人历练了纷繁的世事之后，以超脱、娴静的心态反顾童年和青年的结果，所以称为“夕拾”。从单篇看，这些文章每篇都属有真人真事的回忆性散文。整体集合起来，则可以发觉，它们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标志了作者人生和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链环，深入地展现出鲁迅个体生命的存在。论者发现，作品一个自觉不自觉的核心主题在于，它“不是一般的童年琐事汇编，而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记录”。这样的记录实在可以帮助我们走近鲁迅独特的个人世界。

这些文章，贯穿着真切的感受，渗透着人间真爱，揭示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我们从《阿长与（山海经）》里读到虽然“生得黄胖而矮”、“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满肚子麻烦的礼节”的保姆长妈妈，却也有表现“伟大的神力”的时候，而最感人的是，没有文化的她，竟记得并重视“我”的心愿，给“我”买来念念不忘的“宝书”《山海经》，表现出发自天性的质朴的爱；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到博学方正的私塾老师朗读“极好的文章”时，“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的有趣的动作，以及隐藏在“怒色”、“严厉”之中，“后来却好起来了”的温情；从《藤野先生》读到异国教授藤野先生对“我”的特别关照，在不厌其烦地改正“我”的讲义等行为中流露出的博大的爱心；从《范爱农》读到与把酒论天下的旧朋相濡以沫的友谊。作者从他的写作所指向的对象上体会到人间真爱，也展现了他对这外在的对象世界的至爱。所以我们同时看到童年的他对“小小的隐鼠”的喜爱，对绣像的兴趣；更看到长妈妈、父亲、范爱农这些他亲近的人“为死亡所捕获”的人间大悲剧，于是听到作者这样的特别的声音：“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阿长与（山海经）》）这是“人间至爱者”鲁迅发自生命深处的祝祷与呼唤。

这些文章，弥漫着对乡土、民间、民俗的浓厚兴趣，显示出勃勃生机。作者摒弃封建正统文化，也忽略外来的西方文化，而皈依故乡的土地和民间，从民间话语中寻找支持。他津津乐道的是儿童在家园的撒野，以及民间社会的原生态艺术。这些因素赋予这本散文集新奇鲜活的野性的力量，由此构造了一个独属于鲁迅自己的民间话语空间。故乡的土地不仅哺育了“我”的生命，而且“思乡的蛊惑”激起“我”写作的动机。故乡的土地上展演的各种生活活动，特别是长期积淀流传下来的民风民俗，更提供给“我”写作的资源，使“我”得以铺展绵绵情思。有论者认为，这些文章中“有趣的地方，乃是写乡间野气的部分”。这里的“乡间野气”的两个重要来源显然是故乡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流行的各种民风民俗。先看前一个。最能表达作者对故土热爱的，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一段：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这是生气鼓荡，流溢着诗意的景物描写。对“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的百草园，作者却视为“乐园”，而用一个中年人最富有情趣的文字描写了其中的景物，回味童年不守规矩的“撒野”时光。没有对故土深厚的爱，这样生动亲切的文字是难以产生的。不过，作者用富有情趣的文字描写得最多的，还是故乡的民风民俗。《五猖会》追忆故乡的迎神赛会。紧接着的《无常》写阴间“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十篇“旧事重提”中，就有两篇直接涉及民俗。如果再仔细寻索，会发现整本书中到处都有和民间艺术、民俗相关的文字。《狗·猫·鼠》中引述的狗和猫的德国民间故事，及对“老鼠成亲”花纸的偏爱；《阿长与（山海经））中长妈妈对节俗的持守，她讲述的关于“长毛”的传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老和尚治“美女蛇”的故事；一直到《后记》里对“麻胡子”、“曹娥投江”、“戏彩娱亲”等的详尽考索和自绘“无常”图画，都在表明他对民间艺术、民风民俗的关注。作者的心思流连于这些来自民间的东西，对它们贯注了热情和兴趣，认真地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时仿佛谈闲天一样轻松自如地谈论着。在鲁迅的散文里，钱理群先生发现了一个“在民间话语空间里‘任心闲谈’的鲁迅”。

尽管我们在《朝花夕拾》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充满温情的鲁迅，但在他充满温情的闲谈中也有“挣扎和战斗”。作者揭露庸医、讽刺衍太太之类的流言家、抨击周遭的黑暗、描写异域受到的歧视等，一方面是对正与作者论战的知识界的“正人君子”加以讥刺，另一方面也是批判封建正统文化，反思传统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戕害。“作者选择了两种互相对照的世界，一个少年的单纯而自由的心灵，一个被文化传统侵染的尘世。”

作者在回忆过去的同时，眼光常常拉到现在，笔下出现了正与他论战的“学者”、“名人”、“名教授”、“绅士”等形象。与满怀柔情和兴味写家乡人、事不同，对这类形象，他用了漫画式的杂文笔法加以勾勒。开篇《狗·猫·鼠》的第一段即说道：“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角色是’不好惹的。”这里讽刺的意味是很浓的。以后各篇，作者逐渐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中，笔端多了暖意和诗情，这样的文字少下去。但仍常常见到，如《二十四孝图》里的这段话：

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能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再如《无常》：

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这些顺手拈来的“刺”，一方面可视为涉笔成趣的闲笔，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绅士”和“名教授”在作品里构成阴影，作者要创造的世界是和这些“正人君子”的世界相抗衡的。如果说“正人君子”们代表着一种正统的体制化的生存，鲁迅感到自己是被排斥在外的，同时他也自觉地把自己放逐于体制之外。这样，他感到和“处于社会底层的‘下等人’、‘愚民’之间处境与命运的相同”，而同家乡的“下等人”、“愚民”甚至“鬼魂”站到了一起。

在《朝花夕拾）里，作者回忆儿时受到的教育，在沉痛的反思中批判封建的道德文化。他大声疾呼：“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其着眼点是在白话更有利于儿童的教育；他反对强制僵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在《五猖会》里表达了对硬要自己背书的父亲的不满和不解；他不遗余力地抨击虚伪残酷，扭曲人性的“二十四孝图”对扼杀天性的“郭巨埋儿”的故事，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而对于虚假肉麻的“老莱娱亲”，他表示，像这样的家庭，“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太爷整天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那么，鲁迅主张的教育是什么呢？在本书里，他没有明说，但是细心的读者看得出来，民主、真诚、使人得到美的熏陶、顺应人的自然天性的教育，会是他认可的。他对绘图本《山海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书插图的喜爱证明了这点。

《朝花夕拾》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每篇文章中作者面对的对象是具体的、可以把捉的“故乡”、“旧事”，以及其中涉及的自己有确定情感投射其上的生命个体，已经不再是《野草》中那个处于矛盾、紧张、焦虑中，不断变异、无法把握的“我”；他面对的是一个曾经经历的实在的现实世界，而不是《野草》中那不断遭遇虚空的主观世界。这就决定了作者写作心态的自然、率真、从容和亲切，从而直接影响到全书的写作风格。二是或许正因为写作时面对对象及写作意图的确定，作者提笔时颇有交流和对话的冲动。重提旧事，不会是没有对象的；没有对象，旧事就不必重提。对象是谁？应该是那些关注鲁迅创作的人，那些愿意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鲁迅和他的创作的——恰如鲁迅愿意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的读者。根据鲁迅那时情感和思想的立场，可以推知，这最有可能是那些乐于接近他、和他交流的青年人。和《野草》里远离人群，在私人空间里享受孤独和寂寞，在静夜里“拷问自己”的“自言自语”、“独语”不同，《朝花夕拾》的写作是有倾谈对象的“闲话”，形成所谓“任心闲谈”的“闲话风”。论者发现，“出于沟通与对话的需要，《朝花夕拾》的大部分篇章都充满亲切、和蔼的叙述态度，具有鲜明的‘讲述性’”。《狗·猫·鼠》中说“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阿长与（山海经）》中说“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范爱农》中说“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这些带有浓厚“讲述性”的句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这类表述在一定意义上显现出此书所具有的“讲述性”或“闲谈性”。

二、《朝花夕拾》的艺术特色

《朝花夕拾》所收文章的风格是多样的，我们认为，由“任心闲谈”而来的自然、亲切、幽默与雍容等应是具有主导性的方面。鲁迅曾说五四时期的散文小品“带有一点幽默和雍容”，他自己的创作也表明“幽默和雍容”是他的散文注重的两个方面，此处且就这两方面略作阐释。

先说雍容。作者本来是叙述以往生活经历，却天马行空，纵横驰骋，时而发掘记忆，时而描绘景物，时而抒发感慨，时而考索故实，时而抨击论敌，真正做到“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表现出雍容的风格。如《无常》中先写迎神赛会上出巡的神及握有“随意杀人的权柄”的另一种神，忽而转写让大家紧张又高兴的勾魂使者“活无常”，随之笔锋宕开，追忆儿时对庙里的“无常”的恐惧心理，又谈到《玉历钞传》中的“无常”；接着，从佛经中没有“无常”，它也许就是人们“人生无常”观念的形象化，谈到世间没有“正人君子”标榜的“公理”，“愚民”只好以想象中的“阴间”来评判“阳间”；又描绘“无常”出场的美妙的情景，叙述和“下等人”一起“高兴”地看“无常”的表演；再转而重提迎神赛会，追叙“送无常”的种种礼仪风俗，也对“正人君子”进行旁敲侧击的讥刺；最后又有一番鬼神之事难言的感慨和议论。全文把关于“无常”的散漫的印象巧妙地组织在一起，海阔天空、信手拈来，却浑然一体，紧扣中心。

再说幽默。《朝花夕拾》充满幽默的情趣，这种幽默常和议论结合，有揭露和讽刺的作用。如《父亲的病》里说到奇特的药引——“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作者就插入议论说：“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以此辛辣地揭露庸医行骗和封建礼教的虚伪可笑。此外，也有“一种平静和善意的幽默”。如《阿长与（山海经）》写长妈妈睡觉，“满床摆着一个‘大’字”，让“我”“无法可想”。但她讲了“长毛”的故事后，“我”对她有了特别的敬意，“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这里，作者用一种貌似严重其实幽默的口气追叙长妈妈的睡态的缺点，由于怀念，连她的缺点都感到亲切了。

《朝花夕拾》的另一个艺术特色是以回忆往事为题材，在叙述中结合了抒情与议论。《狗·猫·鼠》、《二十四孝图》读起来像是杂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似乎偏向美文，有的片段，如《五猖会》中背书一节，仿佛又有小说的叙述笔法。但总的来说，是在叙述往事中夹杂着抒情和议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散文，主要是以议论为特色的杂感。后来，偏重抒情和叙事，讲究艺术形式，追求缜密、流畅、清新等风格的“美文”登场，周作人、朱自清、冰心等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但随着五四运动陷入低潮，相当一部分作家变得消极，散文创作出现专门谈风花雪月、草木虫鱼的倾向，题材领域渐趋狭窄。鲁迅的散文就整体而言，一方面结合杂感的议论和“美文”的抒情、叙事，另一方面以回忆往事为契机，表达人间真情，也向故乡及故乡的民间艺术、民风民俗借取资源，克服、避免了当时散文的弊病，拓宽了题材表现领域，在新文学散文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思考题：

1.《朝花夕拾》散文集的主题是什么？

2.《朝花夕拾》散文集的艺术特色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