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可再生”文本，它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情感的变迁，不断折射出新的意义和价值，《呐喊》、《彷徨》就是这样的作品。《呐喊》、《彷徨》自诞生以来，吸引了无数批评家、研究者的关注，用以表述其思想内容的文字已数倍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文字，而这个比差还将继续扩大下去。所以，用一节的篇幅概括《呐喊》、《彷徨》包含的思想内容，只能是浮光掠影，而且点到的内容也只能是在一个有限时间段上人们所感知到的内容。

整体上来说，《呐喊》、《彷徨》的思想内容呈现出“立体”的结构，它既包含了鲁迅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思考，也包含了鲁迅在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时的文化理想，还包含了鲁迅在面对人生困境时的个人哲思。这三个层面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概括，可以称为：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

一、社会层面

在社会层面，《呐喊》、《彷徨》包含了鲁迅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危机的整体反思。鲁迅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值中国在积贫积弱中不断沉沦，“救亡”是时代赋予中国有识之士的最高使命。在鲁迅出生之前，“洋务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鲁迅少年时代在南京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和江南矿路学堂，毕业后又被官费派遣到日本留学，皆因为洋务运动才成为可能。然而，洋务运动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富国强兵”，甲午海战的惨败让洋务派积蓄几十年的老本付之一炬，中国社会的整体颓势依然如故。洋务运动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借助光绪皇帝开展维新变法，希望通过政治改革一举扭转中国社会的现实，但他们的改革还没有展开便被慈禧太后等顽固分子扼杀在摇篮之中。戊戌变法之时，鲁迅尚未开蒙，对于变法并没有切身的感受，但维新派人士——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让鲁迅在之后受益匪浅。与维新思想同时在中国而起的，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共和”主张，他们首先要求推翻清政府统治，而后在中国建立现代共和制度。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与章太炎、陶成章等革命党人交往甚密，并参加过革命党的早期组织及活动，1911年，他还在绍兴组织领导民众欢迎王金发的队伍。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军阀势力窃取，无声的中国仍然看不到丝毫新的景象。

亲身经历种种“救亡”运动的鲁迅形成了自己对中国社会危机的整体认识：这是“人”的问题——如果中国人不能走出愚昧，中国社会就不可能真正走向进步，中国社会的危机也不能在根本上得到解决。《呐喊》中的《药》和《风波》即是鲁迅对辛亥革命进行反思的两篇小说。在《药》中，革命者夏瑜是一个曲高和寡的“孤独者”，他是革命的先驱、早期的觉醒者，但他在监狱里发表的饱含人权思想的言论却换来狱卒们无情的嘲弄和唾弃，而最终他的鲜血也只是成为没有效果的“药”。在小说中，鲁迅将两家主人公的姓氏设计为“华”、“夏”，暗喻他们都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构成单元，他们都有责任为民族的兴亡赴汤蹈火，但最终“觉醒者”被广大的“愚昧者”所吞噬。《药》用以反思辛亥革命，反映出辛亥革命失败的致命根源——没有将革命的道理普及到大众当中。《风波》是一篇具有黑色幽默特征的讽刺小说。所谓“风波”，不过是主人公七斤在辛亥革命后剪了辫子、张勋复辟前后遭到保守派赵七爷威胁的一场风波。它暗喻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表面看来推动历史纪元的辛亥革命，在最基层社会民众的眼中，不过是一条辫子的废留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人的愚昧呢？鲁迅将矛头对准了封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以父权、族权为特征的一种宗族、家族制度，它与儒家思想的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由其衍生出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巨大的绳索。《狂人日记》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总体批判的一篇檄文。作为一篇文艺作品，鲁迅没有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全面剖析，而是借“狂人”之口说出了它的本质——吃人。在这里，“吃人”包含了多重意义，它既指出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精神意志的扼杀，也包含对人的肉体的直接扼杀。《故乡》、《孔乙己》、《祝福》、《白光》、《药》等小说，可以看作是对《狂人日记》的具体注解，鲁迅通过对封建宗法制度下不同类型的小人物悲剧命运的描写，具体说明这种制度是如何“吃人”的。《故乡》是一篇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主人公“闰土”的原型是鲁迅童年时的伙伴章运水。在鲁迅的记忆里，运水是一个淳朴、善良、勇敢、勤劳的农家少年，他给鲁迅讲述的瓜田刺猹的情景，成为鲁迅一生对于乡村最美好的想象。几十年过去了，当鲁迅再次遇到运水时，曾经的刺猹少年已被生活拖累得麻木不堪，他见到鲁迅后的第一声称呼——“老爷”，让鲁迅的童年记忆彻底破碎。是什么让运水从一个健康的少年变成病态的成人？答案只有一个：封建宗法制度。《孔乙己》讲述了传统社会里一个被遗弃的读书人的悲剧故事。孔乙已是一个读书人，因为没有在科举考试中求得功名便在社会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在“咸亨酒店”这个传统社会的缩影里，他没有实力与其他穿长衫的顾客一样坐着喝酒，又不甘心与“短衣帮”为伍，成为咸亨酒店中所有人的取笑对象，并最终消失了。封建宗法制度对孔乙己的摧残不仅在精神上，更直接扼杀了他的生命。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的命运比男性更加悲惨，她们不仅要受到政权、神权、族权的摧残，还要受到夫权的压迫。《祝福》里的祥林嫂是宗法制度下妇女形象的典型。她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丈夫的死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接下来，祥林嫂被夫家强行当作财产卖给她的第二任丈夫，她的反抗没有成功，背上了封建社会里“好女不侍两夫”的精神重负。更不幸的是，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死了，她的儿子也在春天里被狼叼走。失去生活所有希望的祥林嫂不仅没有获得社会的同情，反而成为男男女女戏弄的对象，最终她在强大的精神重负中凄然离世。与同样被扼杀的孔乙己相比，祥林嫂在离世时还不能摆脱夫权带给她的精神折磨。

正是因为封建宗法制度的存在，中国人难以获得健全的人格，也难以从愚昧麻木中摆脱出来；而没有人的觉醒，中国社会就很难真正进步，中华民族的危机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呐喊》、《彷徨》被称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二、文化层面

如何在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鲁迅的宗旨是“立人”——既然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本是“人”的问题，那么“立人”当然是新文化建设的第一要务。鲁迅“立人”的第一步是“爱人”。在《呐喊》、《彷徨》里，“爱人”表现为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和平民主义情怀。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完整的“人类”意识，具体到文学当中，中国古典文学对人的认识主要以宗法制度下人的社会身份为依据，如君、臣、父、兄、妻、子等，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不是人类意识而是伦理意识。《呐喊》、《彷徨》将笔触伸向了普通底层民众，所刻画的人物如狂人、华老栓、闰土、祥林嫂、孔乙己、阿Q、七斤、爱姑，吕纬甫等，都是社会中的“小人物”，甚至都是“不幸者”。对于他们的遭遇，鲁迅给予了深深的同情。然而，鲁迅的同情不是自上而下的施舍，而是在平等立场上对人的尊重。在《祝福》中，祥林嫂个人的悲惨境遇固然值得同情，但鲁迅更着重强调了宗法社会对妇女人生权利的剥夺，鲁迅同情的不仅是祥林嫂，更是宗法制度下的整个妇女群体。《药》中的华老栓夫妇本是鲁迅批判的愚昧国民性的代表，但鲁迅对于他们的爱子之心却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在小说的末尾，爱子之心还成为华、夏家庭产生联系的纽带。鲁迅之所以理解华老栓夫妇的爱子之心，是因为它是人类至情的重要一部分，是人类本该拥有的善和美，不能抛弃。在《阿Q正传》中，阿Q是中国国民性的象征，但鲁迅也没有将他整体否定，对于阿Q争取政治权力（革命）、讲究尊严（精神胜利法）、追求女性（恋爱的悲剧）等行为，都给予了理解和同情，只是阿Q在这些行为上的荒诞做法成为鲁迅批判的对象。

通过“爱人”，《呐喊》、《彷徨》用形象思维在近代中国进行了“人”的启蒙。“人类”不仅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也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作为社会性的“人”，可以根据社会角色的不同分成不同的等级和类型；而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则只是自然界中一个普通的物种，相互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就二者的关系来说，“人”首先是自然性的人，其次才是社会性的人，因此，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应该是“平等”。正是由于忽略了人的自然性，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认识只注重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差别，用严格的宗法制度限制人、束缚人，而没有认识到人的共通性和平等性，当然更不会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用平等的眼光给予关照。《呐喊》、《彷徨》对“小人物”和“不幸者”命运的关照，反衬出了传统文化在对“人”的理解上的狭隘与扭曲，让在宗法制度中稍微觉醒的中国人知道，不仅帝王将相是人，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也是人，人和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当然，鲁迅的“爱人”并不仅仅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他在对“小人物”的书写中，还注重挖掘人与人之间在情感上的共通性，譬如人类的亲情之爱、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等，通过这些内容，他让中国人对“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鲁迅在“立人”的过程中，不仅有“爱”，还有“怒”。对于《呐喊》、《彷徨》中的“不幸者”，鲁迅的基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同情这些人物在宗法制度下“被吃”的命运，但不能忍受他们甘愿“被吃”而没有反抗——甚至很多人面对“被吃”走上“自戮”或“吃人”的道路。由于长期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规训，中国人面对社会的残暴养成了逆来顺受的习惯，当这种习性走向了极致，便会自然走上“自戮”或成为施暴者帮凶的道路。这也便是鲁迅所要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阿Q正传》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经典之作。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阿Q，在根本上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他活着的时候是未庄几乎人人都可以欺辱的对象，连死也是一个不明不白的“替罪羊”。然而这个悲剧人物并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悲剧，他用“精神胜利法”麻痹自己，用卑屈的偷窃换取短暂的虚荣，而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他当众调戏比自己更加弱小的小尼姑，表现出性格中残暴的一面。有学者将阿Q的性格概括为十大矛盾：质朴愚昧但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而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但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但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但又安于现状。这些复杂的矛盾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充分揭示出中国人长期在宗法制度下形成的病态人格。

阿Q性格的双重性在《呐喊》、《彷徨》的人物中具有普遍性。《长明灯》中吉光屯的村民，面对觉醒者——疯子，纷纷表现出残暴和狡猾的特质，他们要么主张欺骗，要么主张屠杀，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宗法制度的牺牲品；《白光》中的陈士成，屡次科举不中，但他并没有反思科举制度的荒谬性，反而走火入魔，期望用投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让自己走向毁灭……

鲁迅指出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并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为了指出病根，引起疗救的希望。通过“爱”与“怒”，鲁迅既从正面让中国人理解了什么是“人”，又指出了中国人不能觉醒的深层根源，从而呈现出他完整的“立人”思想。

三、哲学层面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有一个经典的比喻：“铁屋子里的呐喊”。这反映出鲁迅思想的深层矛盾：在近代中国，只有解决了“人”的问题，封建宗法制度才可能被彻底摧毁，中国现代新文化才可能建立起来；而在新文化在中国未得到普及之前，不仅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走向觉醒，即使少数觉醒的中国人也会陷入无处立足、痛苦不堪的境地。这是鲁迅作为一个文化先驱的现实体会。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经试验过用文艺来唤起“新生”，但他的计划最终以无人响应而宣告失败。回国后，鲁迅的这个“梦”不仅没有得到重温的机会，还常常要在现实中委曲求全——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鲁迅的这种思想上的深层矛盾在《呐喊》、《彷徨》中表现为一种深刻的悲剧性和苍凉的虚无感。

在《鸭的喜剧》中，鲁迅借爱罗先珂之口道出了自己的现实感受，“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鲁迅的寂寞体验源于中国死寂的现实，在《呐喊》、《彷徨》中，“被吃”是中国人不可逃避的命运，不管他们是愚昧的庸众，还是开始走向觉醒的人。对于愚昧的民众，他们的“被吃”是因为他们缺乏自救的冲动——即便有自救的冲动（如祥林嫂），也不可能获得自救的途径；而对于走向觉醒的人，他们的“被吃”是因为“梦醒了无路可走”，只能任凭社会将他们活活吞噬。在这两种人当中，觉醒者被“吃”尤其显得震撼人心，这也是《呐喊》、《彷徨》超越同时代小说的地方。

在《呐喊》、《彷徨》的“觉醒者”人物序列中，如果说夏瑜的“被吃”可看作革命的必须代价，那么魏连殳、吕纬甫、子君的“被吃”则纯属被社会逼入绝境。《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个个人主义者，他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拒绝与现实同流合污，最终只能是走向灭亡。《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与魏连殳相反，他也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问题，但他希望在与社会的妥协中明哲保身，其最终结果是为社会所同化。《伤逝》中的子君与他们二人又不一样，作为一个年轻人，她的身上并没有背负太多、太沉的文化负累，她可以勇敢地跳出封建大家庭的束缚，与爱人涓生共同走进新生活。但由于没有（也不能）获得经济权，他们的新生活也只如茫茫大海上的孤岛，最终依旧为旧势力所摧毁。查清病因而没有疗救的可能，正是《呐喊》、《彷徨》的悲剧性所在！

《呐喊》、《彷徨》所体现的虚无感不仅仅表现在人的“被吃”上，觉醒者的自我否定体现出更大的虚无性。“被吃”只能证明旧势力的强大，而“觉醒者的自我否定”则表现出对新事物的解构。魏连殳、子君走向毁灭的道路，也是一条不断自我否定的道路，他们最终都否定了“自我”在中国存在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魏连殳认知世界的方式本身便是否定的，他的特立独行包含着对周围事物的排斥，但他没有走向虚无和消极，因为他笃信“孩子总是好的”。然而现实摧毁了他的希望，当孩子们同样以奴性的姿态来对待他时，他最终只能将“自我”否定，做了师长的顾问——这也宣告了他精神的死亡。精神已“死”的魏连殳在现实中却获得了更大的“生”的空间，他不仅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还受到周围人的膜拜，这种现实无疑是对现代自我意识的无情嘲弄。相对而言，单纯的子君对未来的肯定大于否定，她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反抗必然能换来未来的幸福，但现实让她对“个人”、“自由”、“独立”、“爱情”等新文化中诱人的东西全部否定，最终她在精神和肉体上同时走向毁灭。

《呐喊》、《彷徨》主人公的自我否定是鲁迅自我心灵挣扎的外化：他一边在“呐喊”，一边又在“彷徨”，质疑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在酒楼上》中吕纬甫所讲述的关于迁葬弟弟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可以理解为鲁迅对于自我生命的哲学认知：生命本身便是一片虚无，不仅精神是虚无，连肉体也是虚无的，所谓价值和意义，都不过是人类的自我安慰。这种深刻的虚无感，笼罩着《呐喊》和《彷徨》。

当生命的本质是一片虚无，鲁迅又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呢？更进一步说，鲁迅如何在虚无中确立自身存在的意义呢？鲁迅采取的行动是复仇，他向愚昧无知的庸众复仇，向行将腐朽的旧世界复仇，向生命的虚无复仇，在旧世界的腐朽和生命的终结中，鲁迅看到了存在的意义，“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在《呐喊》、《彷徨》苍凉的虚无感的背后，无处不透露着鲁迅复仇的畅快，他把生命虚无和绝望清晰地展现出来，这对于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感到无望的人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痛快！

思考题：

1.鲁迅批判国民性思想的当代意义是什么？

2.谙谈谈你如何理解鲁迅的“复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