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宗教观是鲁迅博大精深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鲁迅广阔襟怀和高远视野的体现。其宗教观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由早年的欣赏与肯定到后来的批判与扬弃，无论是对宗教的褒扬还是批判都是基于他“立人”以“兴邦”、改造与重塑民族灵魂的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文化建设思想。他的宗教观影响其创作并体现在作品中。白1907年，鲁迅相继创作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数篇论文以及大量谈论宗教问题的杂文，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体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与辩证。

一、鲁迅前期的宗教观

首先，在宗教起源的问题上，鲁迅认为宗教的兴起有其生产力的、时代的、社会的必然性和必需性。他在《科学史教篇》中说：“顾大势如是，究亦不起于无因……景教诸国，则建至严之教，为德育本根，知识之不绝者如线。特以世事反复，时势迁流，终乃屹然更兴，蒸蒸以至今日。”在鲁迅看来，基督教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是为了“矫俗”和纠正当时普遍存在的“道德颓废”的社会现象，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讲，基督教的产生是合理的、必然的。同时，鲁迅认为宗教起源于人们的精神需求。他说：“夫人在两间，若知识混沌，思虑简陋，斯无论已；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夫使人元气黯浊，性如沉垽，或灵明已亏，沦溺嗜欲，斯已耳；倘其朴素之民，厥心纯白，则劳作终岁，必求一扬其精神”，“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鲁迅的这些论述阐明了宗教及神话产生的原因，即人们除了物质需求以外，还有精神和信仰的需求，这也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再次，鲁迅认为宗教起源于古代人对大自然的疑惑和恐惧。他说：“故吠随之民，见夫凄风烈雨，黑云如盘，奔电时作，则以为因陁罗与敌斗，为之栗然生虔敬念。希伯来之民，大观天然，怀不思议，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以萌孽。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凭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鲁迅的这种宗教起源于古代先民的精神需求以及其对大自然的疑惑和恐惧的观点，基本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起源论暗合相通。

其次，鲁迅高度重视各种宗教经典的收藏和整理，认为宗教经典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写道：“次为希伯来，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鲁迅在这里谈的希伯来“多涉信仰教诫”的文章，显然是指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奉为经典的《圣经》。他不仅指出了《圣经》的文章“以幽邃庄严胜”，而且指出了《圣经》对欧洲文化的巨大影响，不仅欧洲的“教宗文术”都源于《圣经》，而且《圣经》的思想和内容至今还在“灌溉人心”。鲁迅认为，宗教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活动，还有更为广阔的文化内涵，它涉及道德、文化、学术、绘画、音乐、文学、民俗、建筑甚至科学技术等人类社会的多个领域。基督教如此，其他宗教经典何尝不是如此？比如佛教典籍，“使举国人所习闻，最适莫如天竺。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复，称世界大文；其《摩诃波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

再次，鲁迅辩证地肯定了宗教“洗涤”社会精神、建立良好道德和信仰体系的积极作用。他在《科学史教篇》中说：“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葩。二千年来，其色益显，或为路德，或为克灵威尔，为弥耳敦，为华盛顿，为嘉来勒，后世瞻思其业，将孰谓之不伟欤！此其成果，以偿沮遏科学之失，绰然有余裕也。”他认为，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宗教文化遗产是重建现代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寻找精神依托的重要途径。《破恶声论》一文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鲁迅在这方面的努力：“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所以，从“立人”以达“兴邦”的救国目的出发，鲁迅甚至疾呼：“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这可以解释五四运动前夕一段时间里，鲁迅为何猛读佛教典籍，为何高度评价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的救世精神，这是鲁迅为宗教在价值意义上的定位。

然而，鲁迅也深刻地指出了宗教钳制思想自由、妨碍科学进步和阻碍社会发展的巨大弊端。在《人之历史》中，鲁迅说：“当十三世纪时，力大伟于欧土，科学隐耀，妄信横行，罗马法王，又竭全力以塞学者之口，天下为之智昏，黑格尔谥之日世界史之大欺罔者（Diegrossten Gaukler Weltgeschichte），非虚言也。”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又说：“按之史实，乃如罗马统一欧洲以来，始生大洲通有之历史；已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当旧教盛时，威力绝世，学者有见，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于众者，每每获囚戮之祸。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鲁迅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梏亡人心”、限制人的思想自由，所以造成了“科学隐耀，妄信横行”、“天下为之智昏”、“聪明英特之士”“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的恶果，从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待到“教力堕地，思想自由”之时，科学和社会才会蓬勃发展。所以，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鲁迅提出文化历史的“偏至论”。他充分肯定科学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认为人类从科学中获得理性，并以科学的理性战胜愚昧，克服对自然、对人自身认识的盲目，产生了人之为人、民族之为民族的自觉意识。“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因为科学对于人类社会有“实益骈生，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的巨大作用，鲁迅称“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

二、鲁迅的后期宗教观

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鲁迅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较少谈论宗教问题，但他的宗教观却更加深刻全面，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由早期较多地介绍、评价宗教变为后期较少谈论宗教问题；二是对宗教的评价由全面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辩证扬弃。

首先，鲁迅改变了早年充分肯定宗教，尤其是全面肯定佛教的观点，科学辩证地批判了“佛法救国”的主张。

其次，鲁迅认为，宗教既具有“矫枉俗弊”、树立良好道德的正面作用，同时宗教也是麻醉剂，具有麻痹性、欺骗性和虚伪性。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文中说：“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这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再次，鲁迅揭示了宗教引诱人们脱离现实的本质。他说：“话要回到释迦先生的教训去了，据说：活在人间，还不如下地狱的稳妥。做人有‘作’就是动作（一造孽），下地狱却只有‘报’（一报应）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狱的原因，而下地狱倒是出地狱的起点。这样说来，实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这自然也只限于‘有根’的大人物，我却不大相信这一类鬼画符。”他又说：“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风头；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鲁迅描述了宗教骗人的伎俩后明确指出：“但是，时代迁流了，到现在，我以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连闹这些玩意儿的人们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况所谓坏人们……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功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二十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鲁迅批判了宗教的欺骗性，告诫人们不要迷信虚幻的将来，而要立足于现实。

第四，鲁迅认为中国人信宗教大多不是出自内心的虔诚，而是为了“吃教”，为了获得好处。鲁迅对此深恶痛绝，他在《吃教》中说：“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鲁迅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总结中看到了中国人对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认为中国人信宗教大多不是出自内心的虔诚，而所谓的教徒或者是把宗教作为生存的手段，或者把宗教作为往上爬的“敲门砖”和“上天梯”。这样的信教，除了麻痹自己的思想和依靠宗教谋取私利以外，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道德建设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如果说鲁迅早期对宗教的净化人心的作用有所肯定的话，那么，后期的鲁迅对宗教的这种净化作用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鲁迅既辛辣地讽刺了教徒们“吃教”的行为和现象，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和批判了宗教本身的痼弊。

在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化界曾就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展开过辩论，鲁迅对此却表现出一种冷静的旁观姿态。鲁迅清楚地认识到，塑造中华民族灵魂和国民性格的决定力量，乃是来自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道、佛“三教合流”后互相补充、互为融合的本土宗教，中国宗教这种互相融会贯通的特征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鲁迅一向十分重视研究中国文化的“三教合流”问题，通过大量阅读佛经和道藏，发现了儒、道、佛互相汇流的文化现象，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过，“孔学提出三纲五常，硬要民众当奴才，本来不容易说服人，而佛教轮回说很能吓人，道教炼丹求仙则颇有吸引力，能补孔学之不足。”可见，鲁迅在五四前夕已经注意到了“三教合流”对国民性格和信仰体系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也认识到儒学（教）在“三教”中的主宰地位。基于此，鲁迅对以儒家（教）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宗教——儒教、道教的“无坚信”、“无特操”、“瞒和骗”、“做戏的虚无党”等劣根性进行了猛烈地批判。

三、鲁迅的宗教观与改造国民性思想

无论是前期对宗教的基本肯定还是后期对宗教的批判与扬弃，鲁迅关注与研究宗教都是与其改造国民性思想密切相关的。

早年他设计了通过“立人”以达“兴邦”的救国方略，并以此为基点，对各种宗教文化展开深入的思索与研究。针对西方19世纪文明用物质扼杀精神、以众数约束个人的“偏至”，鲁迅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他精辟地指出，虽然欧美列强无不以物质文明和众数民主向世界各国炫耀，其实它们强盛的根基却在于人。他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里，鲁迅强调“首在立人”，即把民族复兴的希望首先寄托于人的主体精神的改造和重塑。“立人”是纲，纲举目张，因为“人立而凡事举”。那么，如何实现“立人”呢？鲁迅认为，“立人”的首要手段是“尊个性而张精神”，重塑国民灵魂。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期间，常与他讨论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通过思考和讨论，他们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由医治国民身体转变为治疗国民灵魂。所以，我们说，鲁迅的文化，文学活动起步于科学，他是由科学而走上文学道路的。

在鲁迅一生中，他对各种文化均持“拿来主义”的态度，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传统的、现代的，只要对重塑国民灵魂有益，均予以关注或检视、研究。他一生对佛教和基督教抱有好感，但对道教不甚喜欢，其缘由也在于佛教、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质和普世价值，而道教则在精神深处有太多现世人生的追求和享乐。鲁迅心目中宗教的这种“终极价值”，在内容上表现为人对生命和世界根本意义的理解和解说，并且总是以一种狂热的情感形式表现出来。所以，鲁迅说：“宗教根源，在乎信仰”。在他早期的文章中，鲁迅对宗教或教徒们所表现的“信仰”、“迷信”、“崇信”、“正信”，普遍作了肯定。信仰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状态，在鲁迅那里是形而上的，不具有任何教义性的具体内容。鲁迅通过对宗教所表现出来的形而上的人类精神的肯定，获得了评价社会、批判现实的价值尺度，进而把一种形而上的理论转化为一种形而下的批判武器。鲁迅并不对诸种宗教的各自价值和意义进行优劣比较，而是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或批判。他认为“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因此，在《破恶声论中》，鲁迅既肯定了古希腊和希伯来的一神教，也表示了对中国远古宗教泛神论的充分理解以及对其他宗教文化的广泛吸纳，显示了一代思想与文学大师博大的襟怀和宽广的视野以及深邃的哲思。

思考题：

1.请简述鲁迅的宗教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2.请简要分析鲁迅宗教观前后期的变化。

3.你如何理解鲁迅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以及“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