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6月，鲁迅离开了留学七年之久的日本，踏上了归国的道路，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一、教师生涯

鲁迅回国，由好友许寿裳引荐，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教员，讲授生理、化学，还有半门植物课，从此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对于曾经“弃医从文”的鲁迅来说，讲授这些理科课程，无疑又返回了自己曾经弃绝过的道路，文学反倒成了遥遥无期的梦。虽说做这些更多是养家糊口的需要，但鲁迅还是用尽心力，也体现出“新学”的气息。植物课带领学生们外出采集植物标本，生物课大胆讲授当时被认为是绝对禁区的性教育，化学课亲自示范做试验……然而，这个时期的清廷已经摇摇欲坠，社会一片黑暗，即使身在新式学堂，环境也一样污浊不堪。不要说整个教育界都要接受清政府的控制，常派一个又一个的顽固官僚来做监督，也不要说教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庸俗无聊，就是那真心未泯的学生，有时候也会捉弄、陷害鲁迅。有一次上化学课，学生不顾鲁迅的叮嘱，故意给氢气瓶里漏进空气，鲁迅取回火柴一点火，瓶子立刻爆炸了，鲜血溅满了他雪白的西装袖子和点名簿，再看看前排的学生早已躲到了后排，爱学生的鲁迅内心的悲怆可想而知。多年后他仍反复提及此事，可见此事对他的刺激之深。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的教师，鲁迅便离开了，回到绍兴的府中学堂做学监。大环境如此，小环境还能好到哪里呢？鲁迅在府中学堂教了不到半年，辞职的意念就已动起。他向在北京的好友许寿裳发了一封又一封“求救”信，一面又迫于家计不得不敷衍着。

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革命党人王金发进驻绍兴，做了都督。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无疑符合鲁迅的期待，参加过光复会的王金发也算得上是鲁迅的同志，鲁迅似乎看到了希望。他带领学生奔走迎接革命党人，自己携带指挥刀，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维护秩序。王金发委任他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鲁迅全身也有着用不完的劲，他还支持、参与了学生创办的《越铎日报》。但是就像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绍兴革命之后不多久，又恢复到先前的样子。王金发的身边围绕着的还是昔日的旧绅士，王却越发威风，理所当然地享受革命的成果，手下的随员也鸡犬升天。学校的经费让做校长的鲁迅很是为难，屡次催要，无果而终，但王金发却花500大洋去收买反对自己的《越铎日报》，而几位报馆的年轻人居然力主收下，鲁迅前去劝阻，自然无济于事。失望的鲁迅不得不再一次离开绍兴，与少年时代的出走不同的是，这一次鲁迅和绍兴彻底缘尽了。

二、投入新文化运动

在许寿裳的荐引下，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部长蔡元培请鲁迅当部员，鲁迅1912年2月到南京，3个月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不久，他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从1912年到1925年，鲁迅在这个职位上总共干了13年。在古都北京，频繁的权力斗争、人事更迭，又一次消磨掉鲁迅在南京兴起的做事的念头。鲁迅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西侧的一排僻静的小屋中，这也是鲁迅除老家之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当时的鲁迅除了去教育部办公，就是回来在屋子里一人面壁。随着袁世凯称帝的阴谋不断显现，北京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从南边来的鲁迅更是袁世凯爪牙紧盯的对象。教育部的其他同事“学古人样”，沉溺在吃喝玩乐中以躲避袁党猜疑的目光。许寿裳学会了熟练地打麻将，鲁迅则选择了较为省钱的事——从石刻拓本抄古碑。就这样，鲁迅白天去部里上班，晚上回来抄碑，一夜夜地枯坐孤灯下，一抄就是五六年。

从回国到北京抄碑，是鲁迅思想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曾有过欢喜、有过希望、有过奋发、有过挣扎，然而，世事的变幻无常，一切“变”之下的“不变”，最终让鲁迅真正沉寂、冷静下来。自此，鲁迅真正告别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天真与乐观。

就在鲁迅自以为无望的时候，希望的曙光又开始闪现。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和鲁迅年龄大致相仿的陈独秀开始明白，和“袁世凯们”继续作战，不能单指望政治和军事斗争，而要进行思想启蒙，他的目的不是推翻一个袁世凯，而是铲除专制文化的思想传统。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打出了新文化运动人文主义的大旗，并在后来的文章中倡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途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教、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的主张得到了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人的响应。李大钊也著文号召青年人起来“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明确提出了要传播新思想，必须从文学改良人手，废除文言文而倡导白话文。紧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这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决心改造这所最高学府，便将胡适、陈独秀请到北大任教授，《新青年》也迁往北大。在1917年到1918年间，北京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在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下，这场声讨和批判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捣毁旧的思想传统，并以文学的革命为武器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鲁迅就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职，他不可能不知道北京大学发生的事情。然而，毕竟有过太多沉重、失败的教训，对这场运动的结果和效用，鲁迅不免抱着深深的怀疑。但在另一方面，鲁迅理智上再怎么绝望，心理上再怎么告别青年时代的乐观，生命本能的力量总还是没有彻底消退。到了1918年，在钱玄同的怂恿下，他开始向《新青年》投稿，这就是1918年5月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借助主人公狂人之口，尖锐地指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唤。《狂人日记》的出现使现代小说就此站在了现代文学的制高点上。正如林非、刘再复等人评价的：“但是，像鲁迅那样通过他自己全部的实践，坚决、彻底和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本质，在当时可以说是无人企及的。”此后，鲁迅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诗歌、杂文、长论陆续投向《新青年》和其他报刊，鲁迅最终以他全部的辉煌业绩，成为“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三、鲁迅在新文学运动中的贡献

从1917年到1927年，新文学运动的10年间，鲁迅创作的小说结集成为《呐喊》和《彷徨》，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可瞩目的实绩。《呐喊》所收的作品，起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终于1922年的《社戏》，计14篇。这部小说集名为《呐喊》，意味着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勇敢参与，“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彷徨》收录的是1924年的《祝福》、《在酒楼上》、《肥皂》，以及1925年的《孤独者》、《伤逝》、《离婚》等，计11篇。这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作品集，在“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向的时期，鲁迅思想的苦闷、彷徨和求索，通过小说写作的方式得到宣泄。

新文学运动十年中鲁迅作为旗手的贡献，还在于他对现代散文做出的努力。鲁迅的散文优美深邃，具有哲理的韵味。而他对于“大散文”的开拓，创立了“杂文”这一新的散文品种，无疑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奉献。这一时期的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散文化的杂感，在鲁迅的手中发展为杂文，并在新文学中占有了重要地位。这时期的《坟》和《热风》，就是鲁迅杂文的代表作。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和“革命文学”时期，鲁迅主要就是运用杂文在文坛上进行着勇敢的战斗。鲁迅的杂文，是战士的匕首和投枪，它精辟尖锐、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毫不留情地、犀利地撕破一切伪装，刺出丑恶事物的脓疮来。鲁迅运用杂文，坚持批判封建文化，引领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同时又与军阀的文人走狗、资产阶级的右翼势力进行着坚决的论争。正如黄修己先生评价的：“在‘五四’后，新的事物正在成长，而旧势力竭力反扑，妄图扼杀革命之时，鲁迅的杂文起了重要的战斗作用。因为鲁迅是‘真的猛士’，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的杂文才可能具有如此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和战斗作用。”

鲁迅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不仅在于自己的创作，还在于他对其他文学同仁和文学青年创作的帮助与支持。他积极参与创办新文学杂志，组织新文学社团，扩大了新文学的阵地，壮大了新文学的作家队伍。

1924年，鲁迅和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孙伏园等发起成立语丝社，创办《语丝》杂志。该杂志多发表杂文、小品、随笔，作品形式生动活泼，幽默辛辣，被称为“语丝体”。1925年成立的莽原社和未名社，鲁迅都是发起人和领导者。莽原社除了鲁迅之外，还有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人，该社创办有《莽原》杂志。鲁迅散文《朝花夕拾》中的各篇基本上都发表于此，其他诸如《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杂文名篇也刊登于此。未名社是一个注重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社团，出版有《未名月刊》，另外刊印了翻译作品集《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社团组织，而鲁迅是这些社团的中流砥柱。正是借助这些社团和刊物，鲁迅团结了一大批爱好新文学创作和翻译的青年人，推动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思考题：

1.为什么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之一？

2.鲁迅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