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鲁迅“想撕掉”别人给他“贴起来的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贴”，但是，他的杂文就是“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的百科全书”；尽管鲁迅“作一部中国的人史”（鲁迅《晨凉漫记》）的想法最终没有实现，但是，他的杂文，“以其对中国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成为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有着时代的眉目”（《且介亭杂文·序言》）的鲁迅杂文，的确就是他为我们制造的小说之外的另一面反映“中国的人生”和“中国人灵魂”的镜子。

鲁迅的杂文，是他的思想宝库。阅读它们，我们不仅可以深刻地理解他对中国文明以及中国当时的社会的批判性思考，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其5种“创作”——《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与《故事新编》的思想蕴含。鲁迅以他深邃、博大的思想和完美的艺术传达，将现代杂文抬进了艺术之宫，实现了杂文艺术的现代转向。所以，鲁迅杂文所取得的成就，当然首先在于它的思想性、战斗性，同时在于它们与艺术性的高度、完美的统一。

一、否定性与战斗性

读鲁迅的杂文，眼前能鲜明地凸显出一个“横站的士兵”的形象。他的杂文，实在是在那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切迫的时候”，“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的产物，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不管是注重历史性的“文明批评”还是注重现实性的“社会批评”，其核心都是对文明乃至整个体制的否定、反抗与不妥协的战斗：《热风》对封建旧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坟》对中国历史、国民性深刻的解剖；《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对“五卅”运动与“三·一八惨案”中屠杀中国人民与青年学生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无情的揭露与抗争，对“现代评论派”嘴脸的揭露；《而已集》对大革命失败后杀戮革命青年的国民党的谴责；《三闲集》、《二心集》中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民族主义文学”、新月派的论战；《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中与“第三种人”、论语派等的论争；《花边文学》、《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中对商业社会的透视与批判；《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对明清思想、文化、学术，以及儒、道各家的重新审视与清理；《且介亭杂文末编》及《附集》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可以说，鲜明的否定性和战斗性，是鲁迅17部杂文集中最重要的特质。

鲁迅的杂文“每一篇文章都是猛烈的抗争和锋利的袭击：具体，深刻，而又紧紧地扣住现实”，是匕首，是投枪，而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即便它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也只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郁达夫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这个论断用在其杂文的实际效能上，最为妥帖。鲁迅那些有时短到只有三五百字的杂文，就是他绞了许多脑汁后，锻炼成的极精锐的一击，这一击往往不仅狠，而且准，直指论敌的要害部位，使得对方无还手之力。但是，这并非由于鲁迅褊狭、偏激、心理阴暗，而是他在明了当时的“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的处境之后，觉悟了，并且不得不如此的歌哭。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立人”，是使中国成为一个“人之国”。

二、抒情性

对于鲁迅来说，他意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那些杂文，是他在深刻感知到中国社会和文化后留下的痛苦的印痕，“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是在“借此来释愤抒情”。杂文，正是他出于人的挚爱情怀，“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死的说教者”的抗争的结晶。

鲁迅的杂文中，有一部分抒情性很浓厚的，如《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等，这类文章和更多寓理于情的时评、随笔、杂感等一起，建构起了鲁迅杂文的宏伟大厦。寓理于情的杂文则更多地体现了鲁迅“对传统抒情方式的捣乱或颠覆”，那些对非常之情的表达，由于与否定性、战斗性结合在一起，而变成了“枭鸣”，“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如《夏三虫》和《夜颂》等等。

鲁迅杂文的抒情方式多种多样。除了直接抒发自己的喜与悲、爱与恨，他更多地让自己的爱憎含蓄于字里行间，而这在他独创的形象、精警的比喻、简练的排比，甚至朴素的白描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如《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如此描写柔石，“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此处鲁迅就用了白描手法，他对柔石的赞许和怀念洋溢其间。

三、形象性

“立象以尽意”是中国传统艺术创造的通则之一。在鲁迅的杂文创作中，描出时代的眉目，刻写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就是他的“意”，而其传达的基本方式，就是“立象”。翻阅鲁迅的杂文，一系列新鲜、独特的形象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两个形象系列：奴才形象系列和文人、知识分子形象系列。就前者而言，“有动态的由‘侠’到‘流氓’的演变（《流氓的变迁》）和从有才干的帮闲到无才兼无耻的扯淡的退化（《从帮忙到扯淡》）；有不懂主子心思而进言的蠢奴才（《隔膜》），也有‘自视太高’却‘飞去飞来宰相衙，的隐士（《隐士》）；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也有’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的’堕民（《我谈“堕民”》）；有‘奉旨申斥’的太监（《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更有‘使劲拉住了那颈上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的鬼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还有谣言世家、二丑、落水狗、叭儿狗、西崽、揩油者等”。就后者而言，“有的是概括群体知识分子的意象，如挂着‘智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开国雄主的重臣或‘俳优’、权门清客或心存庙堂的‘隐士’、既尊孔子又拜活佛等；有的是由个别意象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象，如资本家的乏走狗、革命小贩、洋场恶少等，这些意象多侧面地揭示中国传统和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与人生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刻画的形象，经常由“一鼻，一嘴，一毛”合成。其生成的惯用方式，就是“砭锢弊常取类型”，即从繁杂的社会现象中，发现“具有广阔思想内涵、可供开发的人与事，以此作为他的杂文的材料；然后将其置于时代、社会、历史的更大时空下进行剖析与开掘，以一种非凡的思想穿透力，竭力排除其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快刀斩乱麻地迅速切人本质，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将‘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又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类贴切、新颖而光辉的形象，不仅显示出他巨大的艺术创造力，而且为他以极经济的笔墨传达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洞见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

此外，我们常常需要对其杂文做整体观照，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中某类形象的内涵，也更能窥见并理解鲁迅独特的韧性战斗精神。例如，当我们将鲁迅的《小杂感》、《“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上海文艺之一瞥》、《“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350108致郑振铎》等串联起来阅读，就能发现一部“中国‘走狗’类型性格（命运）发展史”。

四、逻辑性

在鲁迅的杂文创作中，和形象性密切相关的是逻辑性。如果说，形象思维的运用使鲁迅的杂文具有真实性、趣味性的话，那么，逻辑思维的运用使鲁迅的杂文具有了高度的说服力，“他在思考过程中花了极大的科学的劳动，使文章的论点通过逻辑思维运转自如，站得住，推不倒”。

在具体写作中，鲁迅常常以他超出常规的洞察力和推理能力，对常规思维进行反拨，在看似没有关联的地方看出关联点来。比如“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这个论断，在正常情况下似乎毫无道理，但当我们理解了“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项羽败北时才饮酒唱歌，吴佩孚在奉直战争中失败后隐居时“登彼西山，赋彼其诗”以及齐燮元避居日本时“放下枪支，拿起笔杆”等描述时，我们就会承认鲁迅的论断有其合理性，而在这段文字中，鲁迅巧妙地综合运用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的方法，让我们信服。此外，鲁迅还常常运用归谬法进行思想的逻辑运转，例如《华盖集·论辩的魂灵》、《华盖集·牺牲谟》、《而已集·新时代的放债法》、《准风月谈·外国也有》等文通篇都是归谬，《华盖集·忽然想到》、《而已集·小杂感》等的部分段落也用了归谬法；他也经常运用曲笔，如《准风月谈·晨凉漫记》等，还有“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思想反面看”，如《而已集·小杂感》，等等。

尽管鲁迅在其杂文中“充分运用了逻辑推理的力量，其推理的逻辑既曲折又严密，但这样的逻辑却又不是学术考证式的纯粹理性逻辑，而是依赖于情感、直觉与想象的‘艺术的逻辑’”。例如《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这一题目本身就显示出其推理的“艺术”特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学术随笔，也遵循的是艺术的逻辑。

五、讽刺性

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职志的鲁迅杂文，鲜明地体现了鲁迅式的幽默和讽刺。但是，和我们通常所认定的林语堂、老舍、赵树理等的幽默不同，鲁迅的幽默是倾向于讽刺的，所以较之幽默，讽刺性是鲁迅杂文更根本的特色。

在鲁迅对“讽刺”的各种界说中，“真实”是最受强调的特征，“‘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这样的讽刺观包含着鲁迅对讽刺本身的睿智思考，有着他对杂文这一文体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的清醒认知，以及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种种虚伪进行洞穿的努力。在当时，鲁迅以他敏锐的感知能力，从社会现实以及媒体的报道中，发现了种种滑稽性状，于是他透过那些表面上的正经，看到了内里的矛盾和别有用心，感觉到了荒诞和愤怒，并在杂文中与那些掌控着社会话语霸权的邪恶力量进行斗争，实施着他对国民性艰难的改造。

鲁迅讽刺的材料来自现实生活，他说：“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但是，在“拉杂的非艺术的记录”中，不会有所谓讽刺的，也不能警醒人们，必须靠有才华的“讽刺家”，将“谁也不觉得奇怪”的，那些“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的事情“特别一提”，就“动人”了，就成了讽刺的艺术。“特别一提”正是鲁迅的惯用方法。这方法意味着要从“平”中见“奇”，从平常事物中挖出其不为他人所见的实质来。“辑录社会上的荒谬言论是其中一法，为鲁迅所常用”；“有时‘特别一提’之后，作者还略加点拨，而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实现了对“君子”们的颠覆；有时，鲁迅还“将许多相类事物集中地‘特别一提’”，显出其怪诞、荒谬来。以上的种种技巧，都只为揭破讽刺对象的烂疮疤。

鲁迅常用夸张手法进行讽刺。这种夸张不仅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夸张，而且主要是“廓大”，即把人们原来视而不见的荒谬加以放大，或顺着对象的谬论进一步加以推演，使其荒谬性更为显著。如当时有人提议禁止男女同泳、同车、同行、同食、同演电影等。鲁迅由此推论出：还需防止呼吸相通的空气！因为空气从男人女人的鼻孔里吸进吸出，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防止的办法是用防毒面具和氧气箱，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鲁迅不另外着一词，而那些提倡的荒谬性昭然若揭。此外，为了增强讽刺的力量，鲁迅常常灵活使用反语、庄辞谐用、巧用文言、活用成语、比喻、戏拟、牵附造词等表现手法。

鲁迅讽刺的基点是怜悯而不是憎恨，“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致力于劝善，正是鲁迅“有情的讽刺”的根基。

六、语言的多姿多彩

鲁迅杂文的语言和他的思想一样，具有行云流水般的韵致。“他的笔常是扩张又收缩的，仿佛放风筝，线松开了，却又猛然一提，仿佛开水流，却又预先在下流来一个闸，一张一弛，使人的精神有一种快感。”他惯用很多转折字如“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如果”、“却”、“究竟”、“竟”、“不过”、“譬如”等，“这些转折字用一个，就引入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许多弯儿，这便是风筝的松线，这便是流水的放闸”。而在最后或者以“总之”来收缩，或者用一种补充的方式，或者“利用记忆力的强，”“用旧话”来收束全文。

鲁迅是语言的艺术大师，他的杂文言语简洁、凝练、有力，词汇丰富。他“自如地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真可谓‘声情并茂’”。另外，“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如“有理的压迫”、“跪着的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示深刻；有时他又随意乱用词语，如女士们“勒令”脚尖“小起来”，用“一支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来，叫它“离开地球”，这是“大词小用”；君子远离庖厨而大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有备于我矣’了”，这是“庄词谐用”等。鲁迅纵横捭阖的语言，充分体现了他对现存的社会、文化、思维逻辑以及语言秩序的反叛与颠覆，以及明知戴着镣铐，仍渴望着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挣扎。

思考题：

有人说，鲁迅的杂文不属于“文学”，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