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鲁迅小说的文学史地位

鲁迅的小说，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早期最显著成就的体现。鲁迅的小说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它们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不过，在众所周知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问世之前，鲁迅实际上早已开始了小说创作的探索。

一、白话小说之前的翻译和创作

1903年，鲁迅尚在日本留学时发表了文言文小说《斯巴达之魂》，其中融入了鲁迅的自我创作。正如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所肯定的那样，“鲁迅的呐喊声并不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才起的，1903年他23岁时所作的《斯巴达之魂》（《集外集》），便是借了异国使女的义勇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这篇小说中，洋溢着浓郁的爱国主义激情，鲁迅热情歌颂了为民族勇于献身的斯巴达的武士们，其文字慷慨激昂。1908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了欧美的一些短篇小说，次年结集成册，名为《域外小说集》。这些小说是中国最早采用直译、较为忠实地保留西方小说固有形式的译作。《域外小说集》出版后虽然遭遇到冷落，但这些译作既反映了鲁迅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广泛性，又为鲁迅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小说形式的革新方面，为鲁迅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创作了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并于1913年4月以“周违”之名发表在《小说月报》上。“这篇小说，虽然文字是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那里面已经包含了鲁迅的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而且带着一种浓厚的讽刺色彩。讽刺是鲁迅毕生使用的战斗武器，在这里已经露出了它的笔锋。”很显然，这种讽刺和写实主义的文风，和《域外小说集》的移译，有很大的关系。《怀旧》是中国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转变过程中的一篇重要作品，它以极其简练的形式，淡化的情节，使其在文言文的外表下包裹着属于“新文学的特有的现代特征”，《怀旧》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

二、“听将令”的“呐喊”——参与历史进程的使命感

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4卷5号上发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也是首次以“鲁迅”这个名字来署名的作品。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此后，鲁迅接连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其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结集为《呐喊》和《彷徨》；取材于历史、神话、传说的作品，结集为《故事新编》。鲁迅凭借这为数不多的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不仅如此，他也带动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繁荣，比如他直接促成了“乡土文学”流派的形成。

从创作伊始，鲁迅就对他的小说创作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这些认知首先体现在他为自己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所写的自序中。《呐喊·自序》不仅是对《呐喊》全书的立场总结，也是理解鲁迅整体小说创作的一把关键钥匙。

首先，在更多的人高举“个性解放”的旗帜之前，鲁迅已经经历了“文学革命”失败的教训。所以鲁迅已经没有了五四时期一般作家的热情，思考问题更为深刻，对历史的感悟也和一般年轻人不同：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这是《呐喊·自序》的开篇，语气沉重、徐缓，对人生、对未来都相当低调，与五四运动时盛行的“少年中国”的想象相比较，充满了“过来人”饱经沧桑的忧患和感叹，青春的“五四”似乎离他相当遥远，他是站在时代的“边缘”来默默地打量着这样一些热情的“孩子”，这说明，在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鲁迅并未想去“占据中心”。

其次，鲁迅将自己的文学反思与人生人性的追忆紧密联系，而且中心就是其中的变幻与创伤。“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鲁迅对童年创伤的追忆，也似乎是对前文所述的“梦”的破灭的追溯。鲁迅将当下的失望一直上溯到遥远的童年，这一方面显示了创伤记忆的深刻，另一方面表明了他从头清理人生经验、挖掘人生深层奥秘的决心。从家境的困顿到逃离S城，从N地的K学堂到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从“幻灯片事件”到《域外小说集》的冷遇、《新生》的流产，鲁迅一路写来，似乎在尽情地倾诉自己长久以来的心灵郁积，也是在“鉴赏”生命的变幻。作为叙述者的鲁迅有一种格外的冷静，他以这样的冷静来打磨自己的理性，让理性引导自己保持清醒、独立的思想状态。这种理性使得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分析更加透彻、更加深入。

再次，“铁屋子”的对话，在“呐喊”和“彷徨”之间。尽管“过来人”鲁迅极其冷静地叙说着长久的伤痛，但还在做梦的人终于闯进来，于是就有了“新青年”对“过来人”的挑战，这就是“金心异”（钱玄同）和鲁迅关于“铁屋子”的著名对话：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在这里，鲁迅没有写出自己的反驳。他是不是被说服了呢？答案是不确定的，因为，下面的文字依然沉重、压抑和徐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尤其是，“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鲁迅还说：“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也就是说，鲁迅自己不再有青年的美丽的“梦”，但也不愿破坏别人的梦。所以鲁迅曾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以上说明什么？说明鲁迅自己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确信”，他没有说服“新青年”，“新青年”也没能说服鲁迅。他自己也不是“猛士”、“前驱者”，也不打算因为听了钱玄同的话就毅然成为“猛士”、“前驱者”，但显然较“铁屋子”对话前更同情他们，理解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时候愿意给他们某些精神的安慰，愿意“听将令”而为他们呐喊，鼓舞他们前行的勇气。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过于夸大“听将令”在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作用，因为在尽了力所能及的“义务”之后，他并不特别关心自己行动的效果：“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鲁迅又说过“前驱者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即便是“听将令”的呐喊，鲁迅又清醒地道出自己的“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由此可见，尽管鲁迅有“听命”的呐喊，但也没有改变他自己对人生的沉痛的感觉。

尽管鲁迅对参与到“新青年”的群体中充满犹豫与怀疑，可是一旦参与，鲁迅又奉献出自己全部的精神，从《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收录的一系列小说中，虽然不免看出鲁迅的犹豫与疑惑之处，但鲁迅仍以他的小说创作实绩，证明了他一直走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

三、为人生——鲁迅小说创作的思想基点

1933年，鲁迅写下《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回顾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经历，继《呐喊·自序》后，又一次明确表达出对于小说创作的自我认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鲁迅更明确地表述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为人生”正是理解鲁迅小说创作的基础，是他自觉理解和接受现代文学的社会性使命的明确表述。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传统的鲁迅研究将这一表述发挥到了极致，作为鲁迅这面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流派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的小说，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学是不可能离开人生而存在的。即便是那些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在鲁迅看来，其实也仍然生活在人间与人生当中，“有一派讲文艺的，主张离开人生，讲些月呀花呀鸟呀的话……或者专讲‘梦’，专讲些将来的社会，不要讲得太近。这种文学家，他们都躲在象牙之塔里面；但是‘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的呀！象牙之塔总是要安放在人间，就免不掉还要受政治的压迫。打起仗来，就不能不逃开去。”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将“为人生”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相联系，突出了小说“为人生”的特定的社会作用，所以，我们只有回到鲁迅自己的语言世界里，才可以发现他对于“人生”的格外重视。

回到鲁迅自己所建构的艺术世界中去，鲁迅以“为人生”概括文学活动与人类自身的现实联系，道出了所有文学活动的“原点”，特别是道出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的生存问题，正是这样一个现实生存的问题决定着中国人的其他所有问题，人生问题几乎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众多命题的“原命题”。

在“为人生”三字的指引下，鲁迅建立着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主题、感受方式，“直面惨淡的人生”是鲁迅的文学创作区别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独特的、一以贯之的追求，是他与现实世界密切对话又保持自己思想艺术个性的最佳方式。

为人生，鲁迅以这样的语义编码传达着与当时许多艺术趣旨的差异，他的小说和整体的文学创作背后不是空虚的幻景而是现实人类生存的需要，“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只有深味传统中国文学艺术空幻的人才能体验到鲁迅以“为人生”强调现实生命观照所具有的真正的“现代性”。为了人生，鲁迅寻找着几乎就仅仅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创作样式——一种与当时形形色色的“先进”思潮与艺术流派都有所区别的鲁迅自己的“形式”，这是一种兼有强烈的现实写照又包含突出的自我精神特征的书写方式（因为现实的关注与精神的观照对于“人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鲁迅的精神追求既深深扎根于现实，但又很难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概念来简单概括之，它显然具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然而一旦将鲁迅文学纳入到所谓的西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艺术框架之中，则同样会让人觉得十分勉强。与西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追求所不同的是，鲁迅最为关注的还是中国人现实的生存状况，《狂人日记》、《故事新编》并不就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国版，更不是西方的存在主义。鲁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长久以来，关于鲁迅小说创作上的“主义”之争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所有这些意见的分歧恰恰说明鲁迅不属于任何一个既定的框架，他在现代中国数十年的纷争与纠缠之后，仍然屹立着，因为，他仅仅属于他自己！认真阅读和理解鲁迅世界中的“为人生”的实质意义，将有利于我们对鲁迅小说和整个文学基本思维的细致勘探，有利于我们从鲁迅自己的文学基本姿态出发来清理鲁迅留给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这种遗产既不是任何政治家的学说能够代替的，也不是任何“新锐”的西方思想所能包含的。

思考题：

请谈谈“为人生”之于鲁迅小说创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