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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鲁迅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第三节 鲁迅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翻译家。翻译在鲁迅的文学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翻译事业伴随着他文学生涯的全程,直至生命的终点。鲁迅一生译作颇丰,自1903年翻译雨果的短篇小说《哀尘》开始,到1936年逝世前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为止,共翻译了15个国家110位作家的244部(篇)作品,涉及小说、戏剧、童话、诗歌、散文诗、杂文、论文、文艺理论专集等多个类别。除翻译实践外,他还写下了大量的“译者附记”,对许多外国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刻精辟的评论,并有不少探讨翻译问题的专文,提出了颇富争议的学术见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翻译取向和翻译思想。

一、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

鲁迅最初的翻译工作是从政治小说和科幻小说起步的。对于翻译对象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弃医从文之后,渐渐从“科学救国”转向“文学启蒙”,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说他年轻时并非想创作,而是注重翻译和介绍,“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晶。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

作为一个翻泽家,鲁迅的确拥有独特的眼光。实际上,他最初接触的外国文学还是以英、美、法、德诸国为多。他翻译过法国的雨果、凡尔纳,赞扬过英国的拜伦、雪莱,译介过德国的海涅、尼采,也曾高度评价过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卢梭、歌德、法朗士、萧伯纳、马克·吐温等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翻译思想的逐步成熟,他在情感上渐渐和英美等大国的文学疏离了。从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开始,他逐渐将目光锁定在俄国、东欧及巴尔干半岛小国家的文学上。鲁迅特别偏爱那些能够振奋国民精神,拯救民族命运的文人勇士。《摩罗诗力说》中他就表现出对波兰诗人如“鼓吹复仇,希求解放”的密茨凯维支、诗中多“惨苦之音”的斯洛伐支奇、“念祖国之忧患”的克拉旬斯奇的欣赏。他喜欢过“叫喊与反抗”的另一位波兰诗人显克微支,赞扬过“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占多数”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并一生钟爱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域外小说集》中,鲁迅译了三篇俄国小说;1922年周氏三兄弟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中,由鲁迅承译的九篇小说中,则有保加利亚伐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芬兰作家明那·亢德的《疯姑娘》,亚勒吉阿的《父亲在亚美利加》。1926年鲁迅和朋友齐宗颐合译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作品《小约翰》,1929年和许广平合译匈牙利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还翻译过罗马尼亚作家萨多维亚努的《恋歌》。1934年,鲁迅又翻译了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小说和短剧。除此之外,他还翻译捷克凯拉绥克的论文《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并介绍过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

鲁迅之所以逆近代以来所盛行的英、法、美等大国文学的译介之风,大量选译“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固然有避热求冷、另辟蹊径的考虑,但也蕴含着艺术本身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深意。可以说,鲁迅选译弱小民族文学,背后暗含着一种“翻译政治”。他不希望英、法、美等国的强势话语独霸天下,使人们只知道世界上有这些大国文学,却不知还有波兰和捷克等小国文学的存在。他期望通过自己独特的翻译选择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遮蔽,努力传递出弱势民族的声音。另外,在鲁迅看来,中国和被压迫民族之间“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经历和境遇却有相通之处,这些民族“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一一面寻求着光明”。因此,他们的作品更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从而更好地激发中华民族的反抗和觉醒。所以说,鲁迅的这种翻译选择实质上传递出精英知识分子的民族忧虑和试图启蒙的内在诉求。

二、对俄苏文学的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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