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1909年6月,鲁迅离开了留学七年之久的日本,踏上了归国的道路,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一、教师生涯
鲁迅回国,由好友许寿裳引荐,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教员,讲授生理、化学,还有半门植物课,从此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对于曾经“弃医从文”的鲁迅来说,讲授这些理科课程,无疑又返回了自己曾经弃绝过的道路,文学反倒成了遥遥无期的梦。虽说做这些更多是养家糊口的需要,但鲁迅还是用尽心力,也体现出“新学”的气息。植物课带领学生们外出采集植物标本,生物课大胆讲授当时被认为是绝对禁区的性教育,化学课亲自示范做试验……然而,这个时期的清廷已经摇摇欲坠,社会一片黑暗,即使身在新式学堂,环境也一样污浊不堪。不要说整个教育界都要接受清政府的控制,常派一个又一个的顽固官僚来做监督,也不要说教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庸俗无聊,就是那真心未泯的学生,有时候也会捉弄、陷害鲁迅。有一次上化学课,学生不顾鲁迅的叮嘱,故意给氢气瓶里漏进空气,鲁迅取回火柴一点火,瓶子立刻爆炸了,鲜血溅满了他雪白的西装袖子和点名簿,再看看前排的学生早已躲到了后排,爱学生的鲁迅内心的悲怆可想而知。多年后他仍反复提及此事,可见此事对他的刺激之深。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的教师,鲁迅便离开了,回到绍兴的府中学堂做学监。大环境如此,小环境还能好到哪里呢?鲁迅在府中学堂教了不到半年,辞职的意念就已动起。他向在北京的好友许寿裳发了一封又一封“求救”信,一面又迫于家计不得不敷衍着。
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革命党人王金发进驻绍兴,做了都督。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无疑符合鲁迅的期待,参加过光复会的王金发也算得上是鲁迅的同志,鲁迅似乎看到了希望。他带领学生奔走迎接革命党人,自己携带指挥刀,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维护秩序。王金发委任他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鲁迅全身也有着用不完的劲,他还支持、参与了学生创办的《越铎日报》。但是就像中国其他的地方一样,绍兴革命之后不多久,又恢复到先前的样子。王金发的身边围绕着的还是昔日的旧绅士,王却越发威风,理所当然地享受革命的成果,手下的随员也鸡犬升天。学校的经费让做校长的鲁迅很是为难,屡次催要,无果而终,但王金发却花500大洋去收买反对自己的《越铎日报》,而几位报馆的年轻人居然力主收下,鲁迅前去劝阻,自然无济于事。失望的鲁迅不得不再一次离开绍兴,与少年时代的出走不同的是,这一次鲁迅和绍兴彻底缘尽了。
二、投入新文化运动
在许寿裳的荐引下,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部长蔡元培请鲁迅当部员,鲁迅1912年2月到南京,3个月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不久,他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从1912年到1925年,鲁迅在这个职位上总共干了13年。在古都北京,频繁的权力斗争、人事更迭,又一次消磨掉鲁迅在南京兴起的做事的念头。鲁迅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西侧的一排僻静的小屋中,这也是鲁迅除老家之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当时的鲁迅除了去教育部办公,就是回来在屋子里一人面壁。随着袁世凯称帝的阴谋不断显现,北京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从南边来的鲁迅更是袁世凯爪牙紧盯的对象。教育部的其他同事“学古人样”,沉溺在吃喝玩乐中以躲避袁党猜疑的目光。许寿裳学会了熟练地打麻将,鲁迅则选择了较为省钱的事——从石刻拓本抄古碑。就这样,鲁迅白天去部里上班,晚上回来抄碑,一夜夜地枯坐孤灯下,一抄就是五六年。
从回国到北京抄碑,是鲁迅思想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曾有过欢喜、有过希望、有过奋发、有过挣扎,然而,世事的变幻无常,一切“变”之下的“不变”,最终让鲁迅真正沉寂、冷静下来。自此,鲁迅真正告别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天真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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