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置身于“两个口号”之争
鲁迅是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直到去世前,他还不得不遭遇连续不断的纠缠与包围,依然在同中国的“非人间的黑暗”作斗争,漫无边际的文网,此起彼伏的论战,这似乎就是鲁迅的人生。“两个口号”之争,是鲁迅生命的最后的纠缠,这“两个口号”分别是“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一、“国防文学”的提出
早在1934年10月,周扬就首次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出于对苏联文学的熟悉和了解,他移植了苏联“海陆军文学同盟”所提出的“Literature of Defense”。比对苏联文艺界情形,周扬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现状提出了批评,并呼吁中国“国防文学”的出现。1935年秋,和党失去了联系的周扬他们曲折地得到了党的一些指示,在《国际通讯》和《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相关文件的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成立“国防政府”的主张。与此同时,周扬收到了由鲁迅转交的“左联”驻苏联代表萧三的来信,来信指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响应“政治上的口号、策略”,“作文学运动的至少是要追随它,符合它”。根据周扬和夏衍等人后来的回忆,对《八一宣言》,他们首先在文化界党团内部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讨论和传达,学习领会党的新政策、新精神;接着对于萧三信的“指示”由“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讨论后,再传递到“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下的各左翼组织的党员之间。经过长时间的对于《八一宣言》和萧三信的传达和讨论后,左翼文化界内部思想逐步统一,就文化界很多问题作出了共同决议:解散包括“左联”在内的“文总”下各左翼组织,在文学上重提“国防文学”口号等。由此可见,这时的“国防文学”已经不单单是个人喜好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学上的问题,它是由上海文化界的党组织通过的一项文学政策和决议。“国防文学”恰好符合“国防政府”的提法,也与萧三的信中的精神相符。在“文委”碰头时,周扬向夏衍征求意见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要搞抗日联合战线,文艺方面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可以团结多数人的口号。所以我们打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夏衍在得知“文委”的章汉夫、胡乔木都同意后,他自己也表示认可,并自告奋勇向他负责的戏剧、电影界传达。就这样,在党组织层层传达下,不仅是文化界的党员,还包括一些围绕在党周围的左翼文人,都积极拥护新政策、新口号,大量赞成“国防文学”的文章频频见诸报刊,一时间,“国防文学”成为一个文学热点。
二、鲁迅对当时文学形势的基本态度
首先,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鲁迅与当时的领导人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继而影响到鲁迅对周扬等人成立的新组织(“文艺家协会”)的不信任。
周扬等决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解散左联,代之以新的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并研究决定让茅盾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表示反对,茅盾回忆道:“鲁迅对萧三的信取看一看再说的态度,他对于把原来的敌人拉来做朋友表示怀疑,对于解散‘左联’也不表赞同。”鲁迅认为“‘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等于是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鲁迅虽然对“左联”的领导人有诸多不满,自己实际上已经和他们很疏远了,但心底里还是很珍视这个战斗团体,不愿其轻率解散。而且,以鲁迅一贯的性格,是不主张与先前的敌人轻率谈和的。由于鲁迅态度坚决,“左联”又派当时的书记徐懋庸再行说服。徐懋庸回忆说,当鲁迅听到“左联”常委的决议后才不再坚持,他说:“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鲁迅提出解散时发表一个正式宣言。后来知道并未发表解散宣言,鲁迅“脸色一沉,一言不发”。
1936年春,“左联”自行宣布解散。从其后鲁迅的两封信件中可以看出鲁迅失望的心情和不屈的态度:
1936年4月24日致何家槐信拒绝加入“文艺家协会”:“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
1936年5月2日致徐懋庸信:“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其次,在民族危机中,鲁迅一直坚持自我主体性。不管是外国的侵略者,还是中国的独裁者,抑或是左翼党团内部所形成的新专制主义倾向,只要是对人造成了压制,鲁迅都坚决反对。
即使到了在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1936年,在民族情绪和“国防”意识高涨的时刻,鲁迅仍然留下了清醒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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