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鲁迅:20世纪中国文化之“结”
鲁迅是谁?他跟我们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在当下的中国早已不是什么问题了。
但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物始终“跟随”着我们成长?从小学课本里的伟人成长故事到中学教材里一篇接一篇的鲁迅作品,直到我们今天的大学生活,鲁迅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主干课程的重中之重。也许有人已经在私下里不止一次地疑惑道:凭什么?凭什么就是“这一个”如此紧密地进入了我们的知识体系?
然而,平心而论,其实并不是鲁迅本人在“跟随”我们的人生,不是鲁迅一定“要”进入我们的知识系统,因为他早在1927年9月就曾说过:
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以鲁迅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设想,还有他那深刻的“中间物”意识来说,他显然无意“占领”历史,甚至根本不看好这种“占领”的意义。然而,事与愿违,恰恰是作为历史后人的我们常常主动地“拉拽”着他,“牵扯”着他,或者说,“鲁迅之后”的历史似乎很难离开鲁迅的身影——无论身处这段历史中的人们怎样具体地估价鲁迅的意义:是将他送上光明的巅峰,还是打入晦暗的深谷。
毫无疑问,这一现象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奇观,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现代中国的“两极牵挂”
鲁迅在“鲁迅之后”的历史中的命运似乎首先就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两极牵挂”。
所谓“两极”,就是历史评判的两个端点。鲁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对他的评价几乎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体系之中,而两种判断体系又都不断在针对鲁迅“说话”。
鲁迅的价值首先是由先进的革命者发现和肯定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长期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共产党革命人士还是尚在“革命”历程中的国民党人士都相当“看好”鲁迅这一文化资源,国民党即使在执政之后,也并没有立即放弃对于鲁迅加以“利用”的企图。鲁迅与国民党关系的全面恶化是在1930年以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早期共产党人——柔石、瞿秋白与冯雪峰以自己的真诚赢得了鲁迅的信任,并最大程度地影响了鲁迅的政治倾向。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反响折射出了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对鲁迅意义的不同估价与认同程度。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唁电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价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高度重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奉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称鲁迅的逝世是“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鲁迅论》)1940年,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从根本上巩固了鲁迅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地位。
鲁迅也曾被另外的一些人打入历史评价的低谷,这里所谓的历史评价还不包括国民党专制政府刻意的政治迫害。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首先是在柔石、冯雪峰、瞿秋白这样的革命青年那里找到了知音,但也在不断“革命”、不断追求最新、最进步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青年那里遭到了“落伍”的攻击。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学”论争。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正在以自己的“方向转换”而重新崛起的创造社、太阳社青年将鲁迅当作自己宣扬“革命文学”的绊脚石。攻击鲁迅的还有作为现实体制维护者的其他文人,如陈源、苏雪林等。在他们眼里,偏激的鲁迅显然有煽动社会动荡的危险。苏雪林归纳鲁迅的危害有:“一日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二日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三日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这是站在“党国”立场上之“忧国忧民”。
包括曾经是鲁迅朋友的人也会表明自己与鲁迅的差异,如林语堂。他在《鲁迅之死》一文中如此超脱地表态说:“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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