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的世纪性变迁。众所周知,个人的社会价值与哲学价值的确立是中国思想世纪性变迁的重大课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启蒙思想产生与演化的主流。我们很容易从鲁迅思想中发现启蒙的丰富内涵,发现他对于个人主体地位的呼唤与建构。例如,鲁迅留日期间的“立人”思想、“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著名主张等。在五四时期,鲁迅又阐发过“个人无治主义”与“人道主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公民立场与反奴隶立场。但是,鲁迅的思想又不仅仅停留在启蒙主义之上,他更深刻地体悟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想在生存现实中所遭遇的尴尬。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显然,鲁迅理性主义的启蒙立场当中汇入了个体生命的立场。有学者言:“鲁迅在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中间,是唯一一个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注定是悲剧性的人。”
今天,人们似乎更多地发现了鲁迅与一般启蒙主义者的差异,并且开始从存在主义、现代生命哲学的角度解读鲁迅。黑暗、虚无作为鲁迅思想的“关键词”的意义已经获得了相当的阐述。像这样的一些语言被反复征用,如“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人们发现了鲁迅“反抗绝望”与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的若干相似之处。但是,即便是这样,鲁迅依然属于他自己。在鲁迅那里,有荒诞的体验却没有“局外人”的体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鲁迅对于自己的空间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一个‘被排斥在外的人’。”鲁迅具有强烈的死亡意识,同样在反抗绝望中“确立自身”,但他并没有产生“不负责任”的快感。相反,他的反抗是他力所能及地承担改造人生现实这一责任的方式。“中国的历史注定要用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筑起一道现代化的堤坝,把传统的愚昧和专制挡在‘过去’的历史上。”“如果说西方的存在主义者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离开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则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更坚定地站在中国启蒙主义的立场上。”
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理想与选择。鲁迅留日时期就参与了“排满”的革命活动,在中国现代史的众多关键时刻也都积极支持被压迫者的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左联”,并实际上成为这一革命作家联盟的领袖与旗帜。然而,对于革命,他始终有自己的理解。鲁迅同情被压迫者,拥护革命的理想,但又常常对革命的前途不抱太多的幻想。“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竟然成了他描述中国历史的一种话语方式,他还言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体验:“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对革命者常常提及的未来“黄金世界”,他时有讥讽,甚至还对冯雪峰说过:“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在给朋友的通信中,又预言革命成功以后自己将会穿上红马甲扫大街,“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对于中国革命的艰难性与中国社会改造的艰难性,鲁迅有着自己独立的判断。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一方面,同五四新文学作家一样,鲁迅高举的是“人的文学”的旗帜,致力于文学的启蒙价值的发掘,改造国民性成为其创作的基本主题,这早在他留日时期就已经确立。“我以我血荐轩辕”、“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幻灯片事件”等等都是我们熟悉的例证。鲁迅显然在努力赋予文学以现实承担的使命,直至今天也有人以此攻击鲁迅的所谓“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鲁迅的主张与一般意义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区别。这就是说,他对“文学的限度”有自己的独立认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所阐述的疑问是:“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就提醒我们,文学是否真的能够承担起那样的使命?它会不会恰恰产生相反的后果?显然,这同样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鲁迅的一生中,他多次谈到文学的作用及自己的创作体会,常常使用着“无聊”这样的字眼。《革命时代的文学》里有过一个著名的说法:“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一文中,却阐述了一个关于“醉虾”的发人深省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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