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鲁迅的思想文化观
第一节 鲁迅的启蒙观
鲁迅的启蒙观是围绕着两个最基本的思想维度展开的:一是关于国民性的层面,二是关于人性的层面。二者虽有密切的关联和内涵的交叉,但其思想的侧重点有着根本差异。前者是针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现状与国民精神状态而进行的文化重建的启蒙工作,因而它常常与民族主义思潮、社会生活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纠缠在一起。后者则深入到人性重建的内在根基,一方面为前者提供道德革命、价值重建的理性原则与基本依据;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即体现了鲁迅启蒙观的哲学底蕴及形而上层面的本体论意义。我们过去对鲁迅启蒙观的理解,主要强调其反对封建思想与批判国民性的层面,而相对忽视了其中所包含的基本的人学观念。而一旦忽视这一维度,就难免影响到对鲁迅启蒙观原创性与体系性的全面理解,因之,考察鲁迅思想在人性层面上的逻辑理路是理解其启蒙观的重要命题,也是进一步深刻理解其国民性批判思想的理论前提和价值指归。
一、个性与自由
综观鲁迅在人性启蒙层面的思想探讨,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话语,即“自由意志”,它构成了鲁迅对人性解放进行全面思考的逻辑基点。鲁迅在表达这一概念时,有时直接用“意志”或者“意力”,有时也使用“勇气”、“信仰”等字眼表示相近似的内涵,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将其思想观念与话语方式一并辨析的原因。
从一般意义上说,意志是指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进一步表现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包括语言的和行动的),它体现为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需要有一种信仰、目的的选择、手段的选择、行为方式等。而自由意志作为一种特定的意志,对应而言,其内涵层面具体表现为:自由信仰、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在鲁迅看来,“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也是一种专制。这种意志在实质上是一种“众意”或者“义务”,是必须“废绝”的。因此“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由意志不是盲目的和先验的,不是在外界权威的指导下产生的,而是经由个体主体性自由决定的。主体为某一目的献身也就是为自我献身,于是人的个体被赋予了生存的意义而获得了创造精神。关于选择,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由于否定了人的信仰和理性,而走向存在决定本质的非理性主义,这与鲁迅启蒙观的自由选择本质上不同,后者有理性信仰,决定了他对目的和手段的选择是有明确倾向性的。
为什么鲁迅既强调个性解放、个体主体性及自由选择的重大价值,又同时极为看重信仰与意志的力量呢?这里直接涉及鲁迅启蒙观的两个方面:首先,在鲁迅独特的启蒙思想框架中,信仰具有独特的范畴,它实质上是指理性信仰。在他看来,一个完全被盲目信仰(如神权、皇权等)控制的人固然是愚昧和未开化的,但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人也毫无独立性与创造性可言,同样是与“立人”的目标背道而驰的。鲁迅一方面倡导建立理性宗教,但同时也指出,一个毫无坚执信念、完全受欲望支配的人同样是可怕的。他在批判国民性时,曾以刘邦与项羽见到阔气的秦始皇时之所想为例说,他们所想的,“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在这样的纯粹兽性欲望支配下的人是毫无“特操”、“意志力”可言的。斯宾诺沙曾提出“理智拯救”论,即试图将人类理智从屈从于自己情绪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而使理智认识必然性为生活的宗旨,为至高的道德和至上的幸福。这样经过理智拯救的情感已经不是被动情感,而是主动性的情感,或日理性情感,是认识必然性或真理的情感,因而是神圣情感;而被动情感是被奴役的,是非理性和不自由的。显然,在鲁迅的启蒙视野中,只有这样的“主动情感”才具有“意志力”。其次,重信仰也说明鲁迅作为一个执著的启蒙思想家的自信与坚定——只有凭借信仰才能迅速提升人的精神,扩张人的个性。
这样,自由意志在鲁迅启蒙观的思想框架之中,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它已不复有西方哲学中那种纯粹性与概念化色彩。在这里,自由意志被置于从非理性原欲状态过渡到理性信仰的逻辑链条之中:向上意味着人性的提升与再塑造,向下则意味着对人性原生态的批判和疏导。因此,鲁迅的“意力主义”尽管借用了叔本华“意力为世界之本体”的观点,但在本质上则放弃了后者唯意志论的根本精神,即把意志看作是一种不能遏止而又必须否定、放弃从而使世界归于“虚无”的盲目力量。鲁迅的理解恰恰相反,主观意志正是生命进于深邃的自由境界的内在动力,在这里,处于“主观与自觉”状态中的个体即自由意志被视为惟一真实的、有意义的存在。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自由意志被赋予了启蒙意义上的本体论价值。
二、人性的“向上”提升
接下来我们展开鲁迅启蒙观关于如何提升人性这一“向上”的向度的讨论,即如何才能使每个个体获得一种理性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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