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鲁迅由理论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到实践的层面时,显示出更为复杂深微的思想性。他意识到,人的个性解放离不开信仰的支撑,但只靠国民个体自身,要获得这种理性信仰却是极为艰难的,至少是十分缓慢的,尤其就当时的国民性现状而言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对此,鲁迅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颇有同感,但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解决思路。比如有些革命家干脆放弃国民性改造的努力,走从外至内,即先立国后立人的路线。当这种思路也稍微能够兼顾到信仰之必不可少这一层面时,就以感情代信仰,企图以行动的热情直达行动的目的。而有些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此相反,试图用多元信仰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力倡“宽容精神”。而启蒙主义者虽极力倡导“各行其是”、“特立独行”,但绝不力倡“宽容精神”。由于启蒙者的启蒙目的决定了其既离不开信仰的力量,又不相信被启蒙者仅凭自身就能获得它,这就需要启蒙者站在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上,用信仰直接启迪后者,使其正确而有效地被塑造成为理想的人格。如鲁迅明确意识到的,“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
鲁迅早期探讨西方文化史的论述就代表了这样一种以文化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的把握方式。他一方面看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的发展造成了西方文化与人的现代化跃升,另一方面又清醒地发现西方宗教神学在这一发展中亦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两种文化形态相互激荡,共同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盖无间教宗学术美艺文章,均人间曼衍之要旨,定其孰要,今兹未能。”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视西方宗教为“迷”其实大谬不然,“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这种超越现世生活的向往乃人类生活与人心充实必不可少的凭依,故日“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而“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其大弊即在于“不知意之所在”。这样的宗教即使算得上是迷信,但也绝不等同于“伪士”,故“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那么又如何理解和处理科学与迷信的关系呢?在鲁迅看来,倡导科学“特为易信仰,而非灭信仰”,即并非为了消灭信仰而是为了改变信仰,即“以科学为宗教”。这种信仰在其本质上不是“非理性信仰”而是“理性信仰”,即基于在理智和情感的生产性活动中所产生的坚定信念。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既有坚实的自由理性的文化心理底蕴,又充满着激情,即非理性意义上的、具有强大的直接作用的心灵力量。
如前所述,意志指的是一个人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进一步表现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包括语言的存在方式和行动的存在方式,而在鲁迅启蒙思想的框架之中,所谓自由意志之产生就不再是起因于一般的目的,而是取决于理性信仰。在此信仰的指导下,无论是目的的自由选择,还是手段的自由选择,也就不复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选择。后者由于否定了人的信仰合理性,因而其自由选择走向“存在决定本质”的非理性主义;而前者的自由选择则表现为对合理性的永恒追求。这就意味着,经由自由意志而生发自由选择,并通过自由选择而产生的存在行为,既不是先验的或屈服于外在权威的,也不是盲目的或反本质、反理性的,而是一种自我意志和创造精神的体现。这样,情感、意志与信仰诸方面以一种独特的逻辑形式被加以整合重构,使鲁迅的启蒙观具有了巨大的现代性价值。
三、人性的“向下”疏导
再看鲁迅启蒙观中对人性原生态加以批判和疏导的“向下”的向度。鲁迅认为个体生命存在着两种逆向的生命本能,“在内谓之求心力,在外谓之离心力,求心力所以归同,离心力所以趋异。归同犹今之遗传,趋异犹今之适应”。这里强调了两点:一方面,人的本能欲望是一种“力”,而且是一种强力,“渴望完全的潜能”,包含着一种“向上”的冲动力与竞争力。这亦如周作人所说身体生发出的力量是“惟一的生命”。另一方面,这种本能欲望之力又是会朝相反方向生发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它并不必然地和自动地导向人生理想的崇高境界。所以鲁迅在分析了离心力与求心力之后还强调说,只有当离心力大于求心力,生命才会“淳焉兴作,会为大潮”。而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只有“精力弥漫”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这样两个方面的理解既标示了鲁迅启蒙观在生命哲学上所达到的深度,同时也是其特色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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