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鲁迅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鲁迅从其创作伊始就是为了“抗世”而“弄文”,因此就不断地遭遇“文网”严索和“世情”的攻击,除了来自封建复古派和保守派的明枪,还有来自新文学阵营和“同一营垒”中的暗箭,鲁迅在不同时期针对着不同问题、面对不同的论争对象,生发出不同的情感态度、阐述了不同的文化思想。其中,革命文学的论争在鲁迅的精神感受和思想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既给鲁迅以深刻的影响,更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革命文学论争发生在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时间主要集中在1928年,但此前已经有所孕育,此后更余音不绝,不仅产生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艺运动,而且影响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的发展、文学创作的整体走向和基本形态。
一、革命文学倡导者对鲁迅的围攻
1927年10月3日,鲁迅从广州到达上海,不久,就遭遇了来自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的铺天盖地的批判。
1928年1月,冯乃超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其突出之处固然在于明确提倡革命文学,但更引人注目之点是对鲁迅等作家的攻击,因此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揭开了革命文学论战的序幕。冯乃超在分析文学革命之后的中国文坛状况时,主要评点了他所认为的“可以代表五种类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五位作家,除了肯定郭沫若的反抗精神和比较客观地揭出了张资平的创作倾向外,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且看他对鲁迅的评价:“鲁迅这位老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他认为社会变革期,鲁迅只是时代的“落伍者”和“隐遁主义”者。此文一发表,创造社和太阳社仿佛从鲁迅这里找到了反对革命文学的标本,纷纷跟进,以鲁迅为“靶子”,群起而攻之。除了冯乃超随后发表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外,代表性的文章计有: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和《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弱水(潘梓年)的《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石厚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朱彦的《阿Q与鲁迅》、蒋光慈的《鲁迅先生》、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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