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鲁迅的革命观
从19世纪到20世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浪潮已经从欧洲局部向全世界扩展,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其现代化过程最为显著地表现为政治革命的此伏彼起。因此,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已经成为当时每一个自觉的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鲁迅首先通过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具有理想性的个人思考,得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革命观。其后,随着中国革命的阶段性发展,他对自己的民主革命观不断进行着极具现实性的个人修正。
一、鲁迅早年的民主革命观
显然,在鲁迅看来,《革命军》一书重在“以仇满为用”,而轻于“国民主义”这一“主干”之思,这不仅是深深留在鲁迅脑海之中的个人读书印象,更为重要的是直接激发了鲁迅随后的民主革命之思。
首先,鲁迅通过考察欧洲与美洲的现代政治革命史指出,“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郎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从中可以看到的是,鲁迅强调了民主革命所独具的现代性标志——“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并且进一步具体化为民主国家建立之后的公民基本权利。更为重要的是,鲁迅预见到民主革命所要建立的现代国家面临着自我颠覆的危机,也就是有可能沿着“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这一非民主化轨道,最终剥夺公民个人的思想自由,演变成为所谓多数人的专制这样的政治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革命本身不是发动现代政治革命的终极目的,而仅仅是完成现代政治革命的中介方式。
其次,鲁迅通过反观政治革命萌动之中的当下中国,提出了这样的中国革命的宏伟蓝图——“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然而,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则在于:如何走出实现这一宏伟革命蓝图的第一步呢?鲁迅的回答是:“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尽管鲁迅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必须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出发,不能照搬别国革命的共和模式,但是,鲁迅更是指出民主革命在世界各国之间共同的现代性根基——那就是必须确立个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确保个人的基本公民权利,个人最终真正成为现代国家的主人。尤为重要的是,作为现代国家主人的个人,应该是现代人,而造就这样的现代人的现实道路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也就是在实现个人的公民权利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这不仅是因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之初,“个人一语,人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这更是因为从根本上看,即使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十几年之后的中国,“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且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如果在中国没有作为国家主人的个人存在,那么,在中国只能永远处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无限历史循环之中。这样,即便是中国完全进入了民主革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也有可能仍然会是如此,尽管此时的“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由此可见,民主革命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个人的公民基本权利如何得到制度性的确认与保障这一根本性问题,只有在通过民主革命这一现代革命方式,在建立个人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的基础上,通过对维护个人的公民基本权利进行法治性的体制建构,从而走上“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一现代国家之路。
鲁迅在20世纪之初关于民主革命的中国思考之中形成了自己的民主革命观,并且其革命观具有相当的超前性——鲁迅不仅确认了发动民主革命所必需的人人自由平等这一思想资源,而且指出了建立民主国家所面临的多数人专制这一颠覆危机,由此表明现代国家只能是以个人为社会主体的民主国家。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强调民主国家的制度建构,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必须立足于个人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尤其是维护个人的思想自由权利这一根本之上,从而使之成为民主国家能否在中国民主革命之中最终建立起来的惟一途径。
二、辛亥革命后鲁迅的革命观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