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鲁迅来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他发现“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在鲁迅看来,这就意味着“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这无疑证明,鲁迅已经开始警惕某些“人们”在附庸革命的同时危害革命、篡夺革命果实的行径。所以鲁迅说,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而“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尤其可怕的是,“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在这样的革命现状之中,“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会以政治利益集团的面貌出现,尤其是以执政党的强势来排除一切政治异己。
这一点很快就被政局的变动所证实——“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万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这些来,也许未免会短壮士之气。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尤其是此时“在‘清党’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的‘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然而,面对着执政党用挂人头的恐怖方式推行意识形态一元化,反而使鲁迅“以为惟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四、加入“左联”后的革命观
鲁迅1930年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翼作家中的一员,并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去。至此,鲁迅对自己的民主革命观进行了第二次修正——中国政治革命必须以革命的学说抗拒官方的意识形态控制。
鲁迅早已看到,“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方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与此同时,“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必须扩大作家阵容,这就在于——“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这无疑表明鲁迅已经认识到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推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向前。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鲁迅立即表态:对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显而易见的是,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鲁迅认为包括文学家在内的全体人民必须尽快团结起来,才能够真正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因此,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转变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而且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也势必转变成为“民族革命战争”。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当然,鲁迅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仍然没有放弃对国内专制主义的反抗,这再次证明了鲁迅的革命观一直是以“立人”为基础。
思考题:
鲁迅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观分别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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