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鲁迅的新文学批评
如果与他的同时代人如茅盾、周扬、成仿吾甚至其弟周作人等人相比,可以说,鲁迅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一则是因为鲁迅本人在主观上从来都没有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专业的文学批评者,或把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一项专门的事业去做。二则鲁迅也没有像后来的胡风、沈从文、李健吾等人那样出版过一部纯粹的批评作品集,相反,他对于新文学的批评经常是任意而零碎的。但正是通过这些零零散散的文章,我们较为系统地看出鲁迅对于新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以及所取得成就的认识与所作出的评判。
由于鲁迅在现代文坛上主要是以一个“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小说家兼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出场的,所以在考察其新文学批评的时候,有必要认识到:他的所有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基础之上的。鲁迅一向反对那类“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而主张“文学是战斗的”,是“觉醒、反叛、抗争、要出面参与世界的事业”,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早在1907年,他就于《摩罗诗力说》一文里,热情地赞扬以拜伦、雪莱等人为代表的欧洲浪漫主义诗派能够“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并说它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之人,绵延至于无已”,“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为此,他大声疾呼,在现代中国也迫切需要出现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以努力砸碎这个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黑暗封闭的“铁屋子”,最终实现全体国民“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于此可见,鲁迅的新文学批评立场与他一贯就持有的文学社会功用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鲁迅的新文学批评所关注的重心,随着时代主题的转移而相应地有所变化。大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四个阶段。
一、五四时期鲁迅的新文学批评
五四新文学产生并蓬勃发展后,鲁迅创作之余,也参与到新文学的批评和建设活动中来,这主要体现在对于五四前后兴起的“问题小说”及“乡土文学”创作的批评。在“问题小说”刚刚兴起并因为部分作家创作略嫌稚嫩而引起一些人的批评时,鲁迅认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还应该具备温和宽厚的胸怀,对于刚刚走上文坛的新人,要及时地给予热情的鼓励,为他们提供一个生长的机会与逐步走向成熟的空间。他说:“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也就是说,批评家应甘当培养天才的泥土,而不是一味地以戕害为务。以此之故,鲁迅积极地肯定了早期“问题小说家”们像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等人略嫌稚嫩的创作,指出他们虽然“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他们“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同样,鲁迅也反对那种恶意的批评,尤其反感批评家们相互之间仅仅出于个人意气之争而毫无原则地内讧,而提倡合理的、善意的批评。所以在1922年青年诗人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出版后,因为其中的真情告白而一度引来了新旧道学家的“堕落轻薄”的指责时,鲁迅就坚决地加以抨击。他指称那些所谓的“含泪的批评家”,其实是打着道学幌子的伪君子,在“可怜的阴险”背后掩盖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以为“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里,鲁迅花了将近两千字的篇幅详细评述了五四前后在北京兴起的乡土文学。他首先对于“乡土文学”做了这样的界定:“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o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然后,他较为详细地评述了当时文坛上较为活跃的几位乡土文学作家。例如,他认为许钦文的创作“因为故意的冷静,所以也深刻,而终不免带着令人疑虑的嬉笑”;又说王鲁彦的小说《柚子》“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至于蹇先艾,则虽然“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像这些评价,都是十分中肯而精到的,对于后来蔚为大观的乡土小说写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革命文学时期鲁迅的新文学批评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