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前后,围绕着盛极一时的“革命文学”创作热潮,鲁迅也写了大量的批评文字。他曾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里,对于批评家的素养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强调懂得社会科学,是要求批评者能够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把握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例如,在为柔石的《二月》所写的“小引”中,鲁迅就十分精到地把握住了作品主人公肖涧秋到芙蓉镇中学两个多月以来的微妙心态:“浊浪在拍岸……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在为叶永榛的《小小十年》写的“小引”中,鲁迅一方面十分敏锐地指出了作品主人公思想发展中的明显缺憾:“但时代是现代,所以从旧家庭所希望的‘上进,而渡到革命,从交通不大方便的小县而渡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本身的婚娴不自由而渡到伟大的社会改革——但我没有发现其间的桥梁。”另一方面,他又对作品的优点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作者“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将为现在作一面明镜,为将来留一种记录,是无疑的罢。”在这里,鲁迅都是将对人物塑造的要求与时代背景及社会变动联系在一起来看的。
鲁迅同时强调要懂得文艺理论,要求批评者必须遵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背离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所必备的艺术美感。认为文学固然应该发扬现实的战斗精神,给人以鼓舞与向上的力量——“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必然抹杀其自身应具的艺术美感。所以,在谈到1928年之后现代文坛上盛极一时的“革命文学”时,鲁迅在承认文学具有一定宣传作用的前提下又指出,文艺不仅仅是宣传工具,它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即不能偏离自身的审美追求:“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鲁迅强调,并不是泛泛地写到了什么“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的内容,就可以算做革命文学;其根本问题在于作者本人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鲁迅认为,好的文学批评是与社会变迁、时代发展同步的,是引领这个社会与时代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虽然客观地指出了当时盛行的“革命文学”中所存在的一些普遍缺陷,但对于颇受一部分人诟病的“革命文学家”反倒批评得不是很多,而是积极地给予支持。这一时期他写的很多文章,例如《“醉眼”中的朦胧》、《头》、《“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好政府主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都表现出了自己这一鲜明的立场。与此相反,他十分愤慨于那些所谓的“帮闲”、“帮忙”甚至“帮凶”文学,在《“民族主义的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他十分具体地分析了《前锋》月刊中的几篇作品,指出它们“将只是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三、“左联”后期鲁迅的文学批评活动
1930年“左联”成立后的五六年间,鲁迅围绕着“左翼”文学创作、“京派”与“海派”之争等话题,也写了一些批评文章。鲁迅在这一期间的文学批评,主要着眼于文学作品的现实关怀、人生价值以及终极意义的探讨。1931年,在回答艾芜与沙汀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一文里,鲁迅明确提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他还告诫两位年轻的左翼作家:“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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