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结”?什么又是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难以“消化”的存在?这是比照广大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而言的。如果说,历史的发展真可以用中国古人常用的“河流”来加以比喻,那么应当承认,多数人只能为历史所裹挟,并因裹挟而变化,随波逐流。他们努力要使自己“融入”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与历史文化“水乳交融”的自然环节。在鸦片战争以后,除了极少数冥顽不化的守旧人士,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得不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中寻找“求新逐异”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追随时代变化的浪潮“与时俱进”是我们实实在在甚至相当理想的生存方式,大多数人恰恰惧怕的是“为时代所抛弃”。然而,鲁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往往超越了这众多的“一般”,他总是这样的傲岸,这样的特立独行。他的思想与行为当然属于20世纪的中国,但他常常不是以简单认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出现的。鲁迅一方面推进着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趋势,但另一方面却又最大程度地在这一趋势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甚至抗拒和改变着其中的诸多细节。“与时俱进”这个在今天似乎是不证自明、理直气壮的词语并不能描绘鲁迅的选择,鲁迅不是“与”别的什么一同前行,他本身就在“独自前进”,或者说,他是以“独自前进”的方式反过来引领了“时代”。
鲁迅,在自己“独自前进”的道路上最不“听话”,不听中国古人的至理名言,也不轻易相信外国的“先进理论”;不听知识精英的鸿篇大论,也不接受民间大众的窃窃私语。他拒绝了官方的指令,也拒绝了其他势力的干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推动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但又常常“跳出”了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常规”与“逻辑”,进入到一个属于自我的新的境界当中。
在文学创作上,鲁迅也一再表明了自己的独立性。《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有云:
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这里的“世故”其实就是鲁迅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实际状态的深刻感悟,他深深地懂得了这个世界,所以也就深深地不愿陷入既往的命运,他要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开辟出道路来。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鲁迅作为“结”的意义: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进”而非成为其固有的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总是“赫然挺立”,与其他种种思想发生着复杂的纠缠。要清理现代中国诸多思潮都必定要返回鲁迅,但仅仅清理这些思潮却又不能理解鲁迅。这就是鲁迅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他如此“扎眼”如此难以“消化”的本质。
三、鲁迅:20世纪中国文化之“结”的意义
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之“结”的意义表现在一系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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