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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鲁迅:20世纪中国文化之“结”

今天,人们常常谈论着胡适的“谦虚、和善与大度”,而鲁迅似乎总是“多疑、猜忌而易怒”的,这其实不过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生存姿态,胡适的“谦虚、和善与大度”固然令陌生者倍觉温馨,但如果但凡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与他交游,都可以号称“我的朋友胡适之”,这里面也就未尝没有包含着某些并不真实、并不确切的意味,相反,或许有人会不适于鲁迅的“多疑、猜忌而易怒”,但却会承认,在这些情绪激动的生存形式的背后,往往就是我们生命生长的最真实的“热”与“力”。

另一方面,鲁迅之于中国现代伦理观念的独特理解,也注定了他通常是一位孤独的行者,这也是一种“结”的体现。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坛复杂而相互纠缠的关系。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坛有着最丰富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的左翼文坛的领袖地位,而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直面人生”、“正视鲜血”的生存姿态决定了鲁迅与许多自得其乐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他从来不会回避对于现实中国问题的关注和议论,从来不会割断自身精神发展与中国文艺界种种繁复现象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鲁迅始终最为殷切地关注着中国现代文艺事业,他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学视野与始终坚持的对现实的拷问,都使得他比许多中国作家更密切地关联着中国现代文坛的风云变幻,让我们来简要看一下鲁迅与各派作家及文人的关系:

与左翼文坛——直接介入,扶持青年作家(如柔石、萧军、萧红等),与一部分领导保持良好关系(如冯雪峰、胡风等);与另一部分领导之间则关系紧张(如周扬、徐懋庸等)。

与右翼文坛——持公开的批判态度。

与自由派文人——既有过密切合作(五四时期),也有过公开的分歧(分歧既是鲁迅发觉和自我总结思想独立性的过程,也是其他文学派别追求特质的标志)。

由此可见,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坛的复杂的介入——正面的推进与逆向的反驳——直接穿透和连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成为组合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即便是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鲁迅的思想与言论被某些人有意歪曲或误读,但一旦社会秩序重回正轨,后来的人们依然可以循着由鲁迅思想穿插所构成的逻辑之网,最大程度地复现中国现代文学固有的完整格局。

而与鲁迅同时代的许多重要作家,由于回避更多的思想交锋,因此无法成为历史“绕不开”的“结”,不足以连接起更丰富的历史场景,无法构成对“他者”强有力的、连续的思想冲击,最终,也就无力掀开历史本质的内核。进入新时期,几乎所有“重量级”文学研究家、批评家都是从鲁迅研究中起步的,例如,李泽厚、刘再复、王富仁、钱理群、汪晖……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在清理鲁迅的文学思想与历程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清理出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格局,研究鲁迅,进而复原了中国文学的更壮观的景象,“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鲁迅第二次拯救了中国文化”。

这也是中国内地文学研究界与台湾文学研究界的重大差别。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台湾学界因种种原因轻视鲁迅,而在胡适这样一个学院派文人那里,又不足以联系起中国现代文学更广阔的领域。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文学依然没有在台湾的文学史研究中获得足够独立的地位,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文学也就略显逼仄和狭小。

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回溯到全文的开头:鲁迅是谁?如果不是停留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简单定义,那么这确实是一个殊难回答的问题。作为作家,他凭借什么样的素质屹立于20世纪的中国文坛?作为知识分子,他以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模式独立于现代中国?他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有何不同?与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又有何特色……凡此种种,本书将尝试着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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