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域外文学中,鲁迅最喜欢、最推崇的是俄国文学。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开始表现出对俄国文学的重视。他介绍了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提及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特色,还介绍了柯罗连科的《末光》。此后,鲁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俄国文学翻译工作。当然,鲁迅对俄国文学的喜爱,也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文学眼光。他从未译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任何作品,却特别钟情于果戈理、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作家。他翻译了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和短篇小说《鼻子》。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作家,能像果戈理那样,引起鲁迅如此强烈而持续的兴趣。从《摩罗诗力说》中高度评价果戈理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肯定它有“真气帮人”的巨大艺术力量,到逝世前还关注着《死魂灵》第二部译稿的刊载情况,对果戈理的关注几乎贯穿着鲁迅全部文学生涯的始终。他说果戈理“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并且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他多次评价果戈理,对他“含泪的微笑”、“几乎无事的悲剧”,以及“千锤百炼”的讽刺艺术都有很高评价。不过也对《死魂灵》第二部有所批评。认为果戈理的长处在于“讽刺他本身所属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写没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创造他之所谓好人,就没有生气”。
在鲁迅对俄国作家的译介中,安特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占有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周作人曾回忆鲁迅留日期间“深好安特莱夫”,在《域外小说集》所选译的外国作家中,他“最喜欢的是安特莱夫”。《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翻译了安特莱夫的《谩》与《默》,并赞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1921年鲁迅又翻译了《黯澹的烟霭里》和《书籍》。在译文的附记中,鲁迅较详细地介绍了安特莱夫的生平,对他的作品也进行了深刻精辟的评论。认为安特莱夫的创作“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鲁迅还翻译过阿尔志跋绥夫的《医生》、《幸福》和《工人绥惠略夫》。鲁迅详细介绍过阿尔志跋绥夫的生平、思想和作品,指出他是一个“厌世主义的作家”,虽然没有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那样伟大,然而是俄国新兴文学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作家。而其表现的深刻,算是“达了极致”。
契诃夫也是鲁迅“顶喜欢的作者”,《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收入鲁迅译契诃夫短篇八个。在该书的前记中,鲁迅肯定了契诃夫前期幽默小说的社会意义,并强调他后期的作品“渐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他还翻译了迦尔洵的《四日》,说他为人“悲世至深”,为文“尤哀而伤”。此外,鲁迅也很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注重他深刻的心理描写。称他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
在鲁迅对俄苏文学的翻译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是他对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鲁迅对童话的兴趣可谓终身保有。在日本留学时期,他曾非常留意外国的创作童话或民间童话,并想介绍给中国读者。辛亥革命后,一直非常关注童话、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1921年起,鲁迅先后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爱罗先珂“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不仅引发了鲁迅的同情,也引起他深深的共鸣。鲁迅认为爱罗先珂“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正表现出了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其作品所表现出的“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正好暗合了鲁迅对于“白心”的追求与向往。因此,当他掩卷之后,“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于是迫不及待地要介绍给中国人看。
继爱罗先珂之后,鲁迅又于1934年翻译了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童话《表》和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鲁迅为了翻译《表》可谓呕心沥血。之所以拖着病体还那么卖力地翻译,即是想“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绍介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而《俄罗斯的童话》是鲁迅所译童话中最不像童话的童话,更像是一本批评俄罗斯国民性的寓言体讽刺作品。可见,从飘荡着痛苦而忧郁情绪的爱罗先珂的作品,到《表》、《俄罗斯的童话》,鲁迅关注的童话越来越远离了“幻想”这一最基本的特征,而趋向于对现实的影射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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