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整部的文艺论著,鲁迅还译了大量日本作家、文艺理论家如片上伸、片山孤村、有岛武郎、青野季吉等人论述文艺的文章,力求拓宽中国作家的理论视野。
四、转译(重译)和复译
鲁迅一生翻译过来自多个国家的作品,然而鲁迅本人的外语构成却主要以日语和德语为主,他学过英语和俄语,但都未能达到可以翻译的程度。这样的外语构成决定了他的翻译事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转译(当时称重译)完成的。比如《小约翰》、《死魂灵》等作品就是从德文转译的,而其他大部分的俄苏及“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则是从日文本转译的。在谈到翻译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时,鲁迅说:“我很不满于自己这回的重译,只因别无译本,所以姑且在空地里称雄。倘有人从原文译起来,一定会好得远远,那时我就欣然消灭。”可见,鲁迅也认识到转译有其缺陷,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他说:“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所以,转译是在还不具备直接翻译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在中国的翻译力量还很薄弱,许多语种译才短缺的过渡时代,转译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同时,鲁迅也注意培养原语翻译人才,大力支持精通俄文的瞿秋白、曹靖华翻译俄苏文学,支持精通德文的徐梵澄翻译尼采。
另外,鲁迅认为复译也值得提倡。他所说的复译,是指前人译过的作品,后人再译一次。有些译作质量很差,就应该允许后人用新的译本取代它。即使译本很好,复译仍有必要。前人用文言译的,后人可改用白话译,前人通过其他语言转译,后人可直接从原文译。即便前人的译本已经很好,后人仍可在前人的基础上译得更好。可见鲁迅在翻译思想上也是相当开通的,其大力支持转译和复译,就是希望尽快地将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并且不断提高翻译质量。
五、从意译到直译(“硬译”)
晚清的中国翻译界普遍缺乏原作和原作者意识,译者往往随意改写与增删原作,使之尽可能地符合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鲁迅在翻译初期,也深受此风影响,《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便是例证。他用文言文来翻译,而且作了很大的自由发挥,译著的内容已被压缩或删改,有的还翻译成中国人熟悉的章回体,甚至还夹杂着古体诗词。用他自己的话概括便是:“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从中可见晚清意译之风对他的影响。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鲁迅翻译观的重大转变。在其序言中,鲁迅对他的翻译目的和手法作了简要归纳:“《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除了选材审慎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此诀别了晚清的意译风尚,开始了直译。在略例中鲁迅指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因而,鲁迅兄弟的译文不仅忠实地保留了原著的章节格式,译本中的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译,而不是改用中国人名和地名。此外,还加入了著者小传,并对小说中的一些典故进行注解。由于这个译本采用古奥的文言,“句子生硬,诘屈聱牙”,当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却由此确立了鲁迅以“诚”为核心的翻译美学观。
自严复提出“信、达、雅”之后,这几乎成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鲁迅的“直译”观也最重视“信”,并兼顾“达”,却很少提及“雅”。鲁迅曾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当二者不能两全时,那就“宁信而不顺”,可见鲁迅对“信”的绝对看重。
由意译到直译的发展看似一种翻译方式的变迁,其实也包含着译者文化态度的转变。翻译家对中外文化的态度直接决定他对翻译方式的选择。晚清的译家大部分是汉文化中心论者,在翻译中坚持“用夏变夷”,用本国文化改写外国文化,实质上就是翻译学上的“归化”。鲁迅早期翻译,也追求“归化”的效果,然而从《域外小说集》开始则明确追求“异域化”。自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更旗帜鲜明地提倡直译。因为新文化运动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华夏文化中心观”,以往那种“用夏变夷”的“归化”翻译失去了存在的文化根基。因此,鲁迅力挽晚清的意译风潮,意图就在于以直译的方式输入原质的外国文化,力图在翻译中保持原汁原味,保持异域情调,绝不为了迁就国人陈旧的思维方式,适应本国口味而“削鼻剜眼”。当然,在翻译日本小说或者童话之类的作品时,鲁迅又适当采用意译,可见他也会根据翻译的内容和读者的差异而选择适当的译法,并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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