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对于战后民主教育理念的否定,在批评「战后民主主义」为虚妄的风潮中被付诸实行。田中也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以「经济动物们将自己土地上的女人们视为厕所替代品的状况,在和平与民主主义幻想的死角中逐渐扩展。尽管外皮不同,内馅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生产性逻辑与企业利润取代了神国日本的大义,成为了被侍奉的对象而已」[305],批判了「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
可以说,田中在无意识中完成了——正当化忠实于自身欲望这个行为的逻辑框架的——组装作业的最后工程。婴儿潮世代由于被教化了民主教育伦理,并成长于经济高度成长前的贫困社会,因此他们对经济高度成长期出现的大众消费社会,抱持着同时具有憧憬和反感的矛盾情结。他们一边跳着阿哥哥舞,一边却高唱着「反对产学合作」,就是此种矛盾情结的体现。
然而,战后民主教育中「为了大家」的伦理观念,早已在全共斗和新左翼运动中,被断定为「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在此之上,田中对于否定了「战后民主主义」的全共斗与新左翼的严格主义和「革命大义」也进行了否定。至此,应该已经没有任何可以阻碍为了品尝大众消费社会果实而忠于自己欲望之行为的伦理观念了。
然而,田中并非直接肯定大众消费社会。她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阐述:[306]「奴隶们试图以某种方式填补生命的不完全燃烧与潜在的饥饿感,而向『资生堂』、『Sony』和『日产』等寻求救赎。」
换言之,当时的田中认为购买消费品,也是为了掩饰「没有性高潮」和「并未活着的实感」的「非日常幻想」的一部分。然而,她埋葬「革命大义」并主张以「私我」为优先,可能带来了超乎她预想的效果。《致生命中的女性们》出版的一九七二年前后,与六○年代后期不同,年轻的运动者们就算想要抗拒大众消费社会,在感性上也还是会受到大众消费社会的吸引。
生于一九五○年的运动者高桥源一郎,当时为横滨国立大学学生,并有认识的人参与了联合赤军。他在二○○三年表示:「比我们高差不多两个年级的人,差不多都是无可救药的率直左翼,低一个年级则大概有一半的学生已经变成消费社会化的左翼了。」这在第一章已经提过。高桥在二○○八年如此回忆七○年代初期,[307]「身体有一半是非政治性的。越是参与政治运动,剩下的一半就越抗拒。白天如果去了游行,晚上不听爵士乐的话就无法平静。整个人就这样被撕裂开来。」
上野千鹤子也在二○○三年提到,[308]「『anan』(アンアン)杂志创刊于一九七○年,然而有报导指出,某个当秘密联络人的女孩在被逮捕时拿着『anan』杂志,身穿长版及踝大衣和迷你裙。」「那种消费社会的感性〔和六○年代〕有所不同」。学生运动者的感性起了变化,和领导一九六六年早稻田大学斗争运动的大口昭彦,那种身穿立领学生制服、拥有剑道三段的「硬派」运动者已经不一样了。
就算在运动现场,到了七○年代左右,与大众消费文化相互混杂的情况也已经愈形深化。根据参与反歧视运动团体「偶蹄之会」的中野正夫所述,「偶蹄之会」以津村乔等早大反战联合的成员和几位认真的运动者为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准备进入戏剧圈的新人、不再是运动者的游手好闲人士、整天钓女人的男子、摄影师、杂志头版撰稿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309]不再是第一章所描述的运动者和嬉皮泾渭分明的时代,而是持续受到大众消费文化的全面渗透。
接着,田中在一九七二年否定了「革命大义」,声称联合赤军事件是否定了「私我」的新左翼严格主义的必然结果。田中的这个行为也反映了时代的潮流。
自一九五三年以来,统计数理研究所每五年会进行一次国民意识调查,其中一项为「与自己的感受相近的生活方式」。[310]选项中包括了「不考虑金钱与名誉,过着符合自己兴趣的生活(兴趣)」、「不操心地过着每一天(安乐)」、「拼命工作变得富有(财产)」、「排除世间不公正的事情,过着无比清廉正直的生活(清廉)」、「不考虑个人的事情,为了社会奉献一切的生活(社会)」、「认真唸书,提升名誉(名誉)」等。
社会学家日高六郎在一九八○年的着作中指出,上述的五个选项中,「财产」和「名誉」并未显示出太大的时代变化,并且将「兴趣」和「安乐」命名为「『私生活』取向」,而「清廉」和「社会」则归为「『公』取向」,并分析这两者的总体变化。
其结果如下:在一九五三年调查开始时,「『公』取向」占三十九%,而「『私生活』取向」占十六%,显示「『公』取向」占优势。然而,到了经济高度成长开始的一九五八年发生了逆转,「『公』取向」为二十九%,而「『私生活』取向」则提高至四十五%。接着,到了一九六八年,「『公』取向」为二十三%,而「『私生活』取向」为五十二%。接着到了一九七三年,「『公』取向」为十六%,而「『私生活』取向」则为六十二%,「『公』取向」的持续下降和「『私生活』取向」的优势变得更加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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