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田中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论述了联合赤军事件,特别是永田洋子。[270]如第十六章所述,当时永田被媒体报导成「大丑女女王」等,对于女性解放运动者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放着不管的问题。就结果而言,田中对联合赤军事件的诠释,也象徵了当时的反叛青年对于联合赤军事件的反应。
如前述,田中将女性解放和赤军派定位为,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沖绳日的落败中诞生的双胞胎。在沖绳日的落败中,「暴露出了男性的、由男性主导的、为了男性的斗争的脆弱」,「从执着于军事极限性的过程中孕育出了赤军,从执着于斗争主体极限性的过程中孕育出了女性解放」。这与提倡培育「女士兵」和「革命军」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定位,然而田中表示,「我的女性解放与赤军在同一天于母体着床」,「我实在无法将他们的错误当作别人家的事看待。」[271]
接着,田中关注到永田患有葛瑞夫兹氏病。在当时的报导中,认为因为永田患有葛瑞夫兹氏病,从而导致了私刑事件的论调四起。
田中是在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之后,才参与了「非日常空间」的街头斗争。田中说道,「这样的我,能以自己切身的实感深刻地了解,为什么永田洋子会如此执着于革命的非日常性幻想。在人生即将起步的时候,被告知罹患了葛瑞夫兹氏病,如果没有完全痊癒的话,最终有可能会导致精神错乱,她背负着这样子的身体的痛苦,越想越让人百感交集。」[272]
田中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出版了《致生命中的女性们》后,随即在同年五月发表了名为〈永田洋子就是我〉的短文。田中在文中如此阐述:[273]
「现在我对于她〔永田〕是一位『温柔的女性』这件事没有任何一丝怀疑。并且,我也能够生动地想像,将一个极为普通、正常的女性的她与我自身重叠在一起的模样。……我直觉认为,永田洋子的温柔与坚强,应该与她被赋予了超乎常人的忍受苦难的能力有深刻的关联。」「透过使一名女性成为一群女性们来寻求自己的我,与杀害了怀胎八个月女性的永田之间的差异等等,仅仅都只是偶然。」
然后,田中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这样写道:[274]「然而,她杀害了怀有身孕的女性,而我与女性解放相遇了——。她和我是从哪里开始走上了分歧的道路呢?」
依据田中的说法,她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疾病的种类。田中得了梅毒这种必须正视与性相关问题的病,从而与女性解放相遇。但患有葛瑞夫兹氏病的永田,并没有这样的契机。因此田中说道,「在摸索女性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我的革命性非日常幻想必将破灭,而永田则是将一切都赌在了上面。」[275]
而永田严格遵循革命「大义」伦理的原因,「类似于梦想着能和男人同等地出人头地,而一心努力的女性,容易变得比男性更男性的情况。」「不管是永田,还是有意成为管理阶层的女性,如果女性以变得和男性齐头同等为目标并向上攀爬时,她们就得付出两倍于男性的努力。为了男性革命大义牺牲的永田,即使变得比男性更加残酷,也不是因为永田本身很残酷,而是因为强迫女性付出两倍努力的这个社会的机制,『妙义山中的某个结局』只是证明了这个机制的存在而已。」[276]
然而,根据田中的说法,只要新左翼的「革命大义」仍是以「殉死」为前提,「无论永田如何献出和男人同等的努力,都无法从殉死的歷史必然性中逃脱。」[277]田中总结道,因为永田追寻着自己理想中非日常的「哪里都不存在的女性」,所以不得不将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于此的女性」从眼前抹去。在〈永田洋子就是我〉中,田中这么提到:[278]
因为急于想成为完全政治性的、革命性的存在,她不得不肃清那些比自己更浓厚地残留着「存在于此的女性」色彩的女性们。她不得不杀害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女性、迷恋于饰品的女性。正是因为直到最后一刻,她依然预感到自身将在「哪里都不存在的女性」和「存在于此的女性」之间被剧烈地撕裂,所以才不得不痛下杀手——。进行杀戮的是她自己,被杀死的也是她自己。
田中在《致生命中的女性们》中主张,「如果女性试图比男性更积极地奉行革命理论,那么所有女性都会是永田洋子」。她进一步认为,为了得到新左翼男性的喜爱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女性,和一般女性的不同之处,只不过在于是用马克思还是用资生堂化妆的差别而已,她直言「这个世上向男性摇着尾巴的女性,全部都是永田洋子。」[279]
田中自始至终坚持认为,联合赤军事件是新左翼「为了大义扼杀『私我』」这种逻辑的极致表现。此后,田中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创立了「女性解放新宿中心」,与年轻女性一起度过共生集团生活,组织反对优生保护法等运动。然而,由于运动的疲惫和原本就有的慢性肾脏炎加剧,导致她健康不佳与过度疲累,一九七五年,她参加了在墨西哥举办的联合国妇人会议后并未返回日本,尔后放弃运动在墨西哥居住了近五年。之后,她意识到女性解放运动期间只使用了「头脑」,于是为了学习东方医学、成为一名调养身体的针灸师而回到日本。然而,田中在一九九五年时谈到:[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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