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道子掌握朝政后,王国宝再度靠拢他,司马道子又一次重用王国宝及其堂弟王绪,这就引发了王恭极度不满。王恭赴建康参加孝武帝葬礼期间,王国宝、王绪一方,王恭另一方,都曾私下商议清除对方的可能性。《资治通鉴·晋纪三十》总结:“道子欲辑和内外,乃深布腹心于恭,冀除旧恶。而恭每言及时政,辄厉声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协,遂有相图之志。”司马道子与王恭推心置腹沟通,却遭到王恭声色俱厉的对待。之后,王国宝任左仆射,主管官员升降,仍兼任后将军、丹阳尹。“会稽王道子悉以东宫兵配国宝,使领之。”
王国宝、王绪力劝司马道子削藩,裁减王恭、殷仲堪的兵权,王恭则派人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堪共同举兵,得到了殷仲堪、桓玄等人正面的回应。王恭之所以拒绝司马道子和解的要求,一方面是出于对司马道子、王国宝人品的厌恶,孝武帝没有留下身后辅政安排的遗诏,王恭实际上否认司马道子代行皇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考虑到当权士族主导共治的局面终止不过十年,在安帝愚鲁暗弱的情况下,王恭未始没有扳倒司马道子、王国宝而自代的想法。
王恭坐镇京口,并无自己嫡系军队。谢玄去世后,北府兵将领们分散在北伐前线各地。王恭以北府兵第一名将领刘牢之为司马,召他率部返回京口驻防。北府兵以北方流民为骨干,从创建起即以抗击北方外族为价值目标,至此被引入共治集团的内争。在京口为北府镇将的王恭,只有倚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才能具有震慑作用;而刘牢之的北府兵南归后还须依附士族,仍然是一支为门阀政治所用的军队,还不具有对士族的独立性。
公元397年,东晋隆安元年四月,王恭以诛杀王国宝、王绪为名义起兵,不过,王恭还未将矛头直接指向司马道子,在檄文还有“相王神武”的语句。王国宝不知所措,一会儿听从王绪的建议,打算矫命谋杀王珣、车胤等有声望的大臣,挟持安帝、司马道子讨伐王恭;一会儿又接受王珣、车胤劝说,准备放弃兵权辞职谢罪。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记载:“道子暗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国宝,遣骠骑谘议参军谯王尚之收国宝付廷尉。”谯王司马尚之为司马恬之子,司马道子命令司马尚之收押王国宝,交付廷尉治罪,赐其自尽,把王绪斩于闹市,并向王恭道歉。王恭失去继续进军的借口,暂且下令收兵。
面对王恭、殷仲堪两藩威胁建康,司马道子一面任命自己16岁的世子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把府上卫队及徐州刺史文武都交给他管辖;一面引谯王司马尚之、其弟司马休之等为心腹,并接受了司马尚之意见,通过布局心腹于外,以达到屏障中央的目标。不久,朝廷任命王国宝之兄、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四郡军事。
没有料到的是,司马道子的这一任命,触犯了属于自己阵营的豫州刺史庾楷的利益。庾楷反对把原属豫州的四郡划给王愉管辖,在上书未果后,派儿子向王恭游说举兵,王恭又把这一意见转达荆州殷仲堪、桓玄等人,段仲堪、桓玄及庾楷共推王恭为盟主,约定时间共同向京师进军。
由于上一年举兵,殷仲堪荆州军并未如期而至,因此王恭决定自行起事,公开上表宣布讨伐王愉及司马尚之、司马休之兄弟。司马刘牢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刘牢之以为:“相王以姬旦之尊,时望所系……顷所授用,虽非皆允,未为大失……晋阳之师,其可再乎!”(《晋书·王恭传》)刘牢之不熟悉高层的政治生活,仍把司马道子视为周公,认为司马道子用人没有大的过失,以下犯上的事,怎么可以一再发动。
王恭没有理会刘牢之的进谏,反而以北府统帅的官位向其许诺“事克,即以卿为北府”。司马元显派庐江太守高素前往游说刘牢之,答应刘牢之反正后,即把王恭的职位、封号全部授予他。刘牢之就此事与长子刘敬宣商量,刘敬宣说:“朝廷虽无成、康之美,亦无幽、厉之恶。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亲非骨肉,义非君臣,虽共事少时,意好不协,今日讨之,于情义何有!”(《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就是说王恭、刘牢之不是骨肉、君臣关系,相处时间不长也不和谐,背叛王恭在情义上没有障碍。
早前,朝廷授予会稽王司马道子黄钺,命其世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派遣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率部讨伐王恭,谯王司马尚之率部讨伐庾楷。司马尚之虽大破庾楷,但殷仲堪、桓玄及南郡相杨佺期指挥的荆州军击败王愉后,已经逼近建康。刘牢之统帅北府兵倒戈后,彻底改变了战局,王恭的军队随之全线溃败。王恭被俘获后,“即于建康之倪塘斩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书郎和及其党孟璞、张恪等皆杀之”(《晋书·王恭传》)。
《晋书》的编撰者给予了王恭相当的同情,记录王恭临刑前“神无惧容”,自诉忠于国家社稷,“家无财帛,唯书籍而已,为识者所伤”。如果王恭成功入主中枢,也有可能成为又一位主导共治集团的当权士族,而与占据荆州的殷仲堪或者桓玄达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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