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桓温传》中特别提到,桓温自认其雄姿风度为宣帝司马懿、刘琨一类的人物。时人将他与王敦相比,他内心甚为不平。这一次北伐,在北方得到一位手巧的老婢女,细问之下,原来是刘琨当年的伎女。一见到桓温,就流泪哭泣。“温问其故。答曰:‘公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问。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晋书》编撰者对桓温显然怀有嘲讽之意,通过刘琨伎女之口,指责桓温相差刘琨较远。
其实,刘琨是当时抗击汉赵、后赵政权的英雄人物,桓温对他的崇敬,既是他个人真实情感的流露,又是他实践恢复神州价值的理念表达。桓温同时也崇敬晋政权的实际开创者司马懿,确实可能隐含着统一天下者即可获得天命的用意。这在晋室天命不彰、皇权低落的士族共治时期,也并不是大逆不道的思想。
光复洛阳具有象征意义
公元356年,东晋永和十二年,桓温再度从江陵出发北伐。这一次主攻的对象为姚襄羌兵集团,目标应该是光复汉晋旧都洛阳。当时前燕自辽东占领河北逐步南下,前秦据有关中,原司隶、豫州、青州和兖州等地,被张遇、周成及段龛等前赵将领割据。不过,这些大小军阀都曾向建康称臣,意味着东晋政权名义上曾经收复了这些地区。公元351年即永和七年,占据洛阳的张遇降晋,东晋政权名义上收复了故都。殷浩北伐时,曾至洛阳修复西晋皇陵。桓温多次提议,把京师迁回洛阳。表疏上了十几次,穆帝及建康中枢司马昱等均不同意。
姚襄叛晋率部北归后,辗转占领许昌,进而攻击叛将周成盘踞的洛阳。周成降晋复又叛晋,控制洛阳已近两年。朝廷“进温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委以专征之任”(《晋书·桓温传》)。桓温命督护高武占据鲁阳,辅国将军戴施屯驻黄河岸上,率领水军进军许昌、洛阳。《晋书·桓温传》中提到:“以谯梁水道既通,请徐豫兵乘淮泗入河。”说明荆梁、徐豫两边的军队,都参加了这一次收复故都的行动。
桓温一路之上发表了很多议论。《晋书·桓温传》中记载,桓温与僚属登上平乘楼,眺望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记室袁宏回应,国家兴亡自有天命,不一定是他人之过。桓温变色对四座说,昔日刘表有一头千斤大牛,吃的食物是普通牛的十倍,其负重致远,不如一头病弱的母牛。曹操进入荆州后,把它杀了分给军士们享用。以大牛比作袁宏,“坐中皆失色”。桓温认为,西晋的沉沦,王衍等士族名士要负相当的责任,他是站在儒家士大夫的立场上,对崇尚务虚清谈的士族名士的否定。所谓只会吃食而不会干活的大牛,可能也有暗指占有资源而无所事事者的用意。
在洛阳城外伊水,桓温率部与姚襄的羌兵军团遭遇。姚襄把部队隐藏在伊水边树林中,派出使者要求桓温退后,企图以诈降伏击晋军。桓温当即识破,亲自披甲督战,指挥军队列阵向前。姚襄精锐死亡数千,不得不一路西逃。洛阳城中的周成率众投降,桓温入洛阳城后,屯军于太极殿前,随后又迁移至金墉城。“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晋书·桓温传》)
桓温继续扩大战果,“遣西阳太守滕畯出黄城,讨蛮贼文卢等,又遣江夏相刘岵、义阳太守胡骥讨妖贼李弘,皆破之,传首京师。”(《晋书·桓温传》)随后桓温上表建议,任命镇西将军谢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镇守洛阳。由于谢尚还未抵达,桓温决定留下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等文武官员,以两千军力驻守洛阳,保卫晋室皇陵。桓温采用其惯用的速战速决策略,完成了北伐的主要目标,把三千余家百姓迁至长江、汉水之间,押解着周成凯旋。
桓温统率晋军占领洛阳,是历史上的偏安王朝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光复昔日故都的目标。洛阳是东周、东汉、曹魏和西晋王朝的京师,汉魏晋易代禅让一脉相传,静卧着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及武帝、惠帝等晋室五代帝王的陵寝,具有传承天命合法性的象征意义。至公元365年,即东晋兴宁三年,差不多九年的时间,洛阳一直控制在东晋政权手上,重获洛阳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晋政权天命的正统地位。
建康朝廷接到洛阳光复的消息,即由晋穆帝下诏,派兼司空、散骑常侍车灌,龙骧将军袁真等人持着符节,前往洛阳谒陵,修整先帝的五座陵墓。15岁的穆帝率群臣身穿细麻布衣,至建康太极殿谒拜三日。鉴于谢尚病重无法成行,朝廷改派王廙之子、丹阳尹王胡之替代他,任命其为西中郎军、平北将军和司州刺史,但在出发前夕,王胡之猝然去世。换言之,建康朝廷一直没能派出镇守洛阳合适的统帅。
桓温取得名义上的统帅权
桓温两次北伐,声望大增。但是从结果来看,他对内既未能插手中枢政柄,又未能获得豫州、徐州。 荆扬平衡、名士典兵等这些规则,无疑有助于维护皇帝、士族共治策略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实现恢复神州的共同价值,实际上起到相当负面的效果。东晋政权一方面坚持北伐中原,一方面又要维护士族的利益。这种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结构性死结,严重制约了国家实现再造统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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