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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第三节 共治实践的游戏规则

庾亮家族成为新的当权士族后,采取了一系列“任法裁物”、加强集权的政策,其中包括土断、整肃流民帅等具体举措,旨在提升以庾亮个人权力为中心的国家资源控制与动员能力。庾氏兄弟将此作为北伐中原、恢复故土的必要条件,与晋元帝、晋明帝加强皇权的内在逻辑并无不同。这些政策遭到南北士族各种形式的抵制,特别是流民武装首领苏峻、祖约等人发动叛乱,君主、士族的共治体制再次经受挑战。历经王敦、苏峻两次叛乱的反复,国家终于形成“一家士族弱势主导、多家士族联合专政”的君主、士族共治的独特策略。几家主要的当权士族摸索出了斗而不破、荆扬平衡等新的共治游戏规则。

庾亮当国的集权整顿

王敦之乱结束后,王导仍然留在建康政权中发挥作用,但是,琅邪王氏家族主导共治的局面已经终止。从元帝即位始,直到王敦起兵、揽政和失败,王氏全面主导中央政权不过四五年的时间。公元325年,西晋太宁三年,即在王敦之乱平定的第二年,年仅27岁的晋明帝司马绍去世,遗命庾亮、王导、卞壸和郗鉴等七人为顾命大臣。5岁的明帝长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晋成帝,其母庾氏成为太后。庾亮“徙中书令。太后临事,政事一决于亮”(《晋书·庾亮传》)。

相较于第一等士族高门琅邪王氏,颍川庾氏的门第并不十分显赫。李济沧博士认为,魏晋时期,门阀盛行,贵族之间风流相尚,玄儒双修,仪容、清谈、学问成为士大夫立足门阀贵族社会,进而迈入仕宦的资本。庾亮走的正是这一条道路。《 晋书·温峤传》中,记载温峤与名士们交往时称,“王导、周 、谢鲲、庾亮、桓彝等并与亲善”,可见庾亮为南渡士族名士圈中仪容、才学最出众的成员之一。

晋元帝征辟庾亮为西曹掾,聘其妹为司马绍的太子妃。大将军王敦对庾亮也很重视,认为他的才识和能力,超过了贾后当政时期的外戚重臣裴 。时人多将他比作正始时期的名士领袖夏侯玄。

明帝任命他为中书监时,庾亮上书表示了推辞。《晋书·庾亮传》中,保留了庾亮上书的全文。其中提到,“臣领中书,则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娅之嫌,与骨肉中表不同”。实际上庾亮是担心自己外戚的身份被人议论,这种推辞的姿态,可能也和东汉以来士大夫通过再三谦让官位而获得清议认可的做派有关。

作为士族政治高层中的重要成员,庾亮在东晋国家治理价值、方法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大致与王导等士族精英持有相同的立场。晋元帝一度崇尚申、韩加强皇权的法家思想,庾亮表达了反对的意见,元帝重用刘隗、刁协等人严肃礼法,限制王导、王敦等琅邪王氏权力,他也没有予以支持。

不过,当庾亮逐步处于东晋政权中心位置后,他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庾亮竭力破解明帝重用宗室、重振皇权的策略,保证士族门阀控制国家政权的实际能力;另一方面,对于南北士族、北方流民首领和南方寒人将领等各种势力,庾亮采取“任法裁物”的政策,即根据国家的制度、法律进行严肃整顿,和王导先前推行的宽容放任的清静之策大不一样。庾亮的所作所为,实际目的在于提升以他个人权力为中心的国家资源控制与动员能力,解决共治造成的权力分散的弊端,试图突破系统的死结,这就引发了新一轮的矛盾和动乱。

《世说新语·尤悔》中记述,王导、温峤曾一起去见明帝,明帝问起晋室先人取得天下的来龙去脉。“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即明帝得知司马懿、司马昭诛杀士族及魏帝曹髦等情节时,叹息晋朝的国运不会长久。这件事被选入《晋书·宣帝纪》中,作为司马懿“狼顾之相”造成伤害的某种注解,提醒着后人晋政权得国不正的先天性缺陷。

尽管明帝对于晋室的天命信心不足,但他还是想乘着平定王敦叛乱之势,扶持晋政权仅存的宗室诸王势力,试图恢复皇帝主导宗室、士族共治的西晋统治策略。明帝有意亲近南顿王司马宗、其兄西阳王司马羕及元帝虞妃之弟虞胤等人,任命年长的司马羕为太尉,对于司马宗还“委以禁旅”(《晋书·汝南王亮传》),即将中央禁军交给他掌管。这种做法遭到了庾亮、王导等人的抵制。明帝弥留之际,庾亮闯入明帝寝宫,向明帝力陈司马宗等人可能图谋废黜执政大臣,终于促使明帝感悟,明确庾亮、王导等大臣接受遗诏、辅助幼主的地位。

成帝继位后,庾亮对宗室势力乘胜追击。公元326年,东晋咸和元年十月,御史中丞钟雅出面弹劾司马宗谋反,庾亮立即派将领赵胤前往搜捕,司马宗率兵抵抗被杀。随后西阳王司马羕受到牵连,被降为弋阳县王。先前司马宗、司马羕之侄汝南王司马祐去世,其子均因南顿王司马宗谋反事件而被废。

庾亮在建康主政期间,可能批准了东晋政权历史上第一次土断行动,历史上称为“咸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对侨居、在地士族的户籍重新认定,清理土地和人口,从而扩大国家财源、兵源的基础。这一政策与元帝的给客制度本质是相同的,立即遭遇南北士族各种形式的抵制。《晋书·山遐传》中记载山遐遭诬免官案,可能就发生在成帝初年。山遐为山涛之孙,上仕余姚县令仅八十余天,即查出当地士族私藏人口万余。土断过程中,对于天文颇有研究的名士虞喜隐匿的人口最多,按律可以判处死刑。但是,县中士族都为虞喜求情,反告山遐私自扩建官署等罪名。结果山遐反被撤职,会稽内史何充为他申辩,但无济于事。

苏峻、陶侃的异同

王敦之乱平定仅三年之后,东晋政权发生流民帅苏峻、祖约兵变事件,建康城再次遭遇兵灾。在平定王敦叛乱事件中,来自北方的数支流民武装发挥了主力的作用,战后这些势力都得到了加强,其中作为主要的定策者、组织者,郗鉴一直在建康担任尚书令,进入了庾亮、王导等士族高层的圈子,成为接受明帝遗诏的七位顾命大臣之一。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的刘遐、郭默等武装,尚能服从郗鉴及中央政权的调遣。刘遐去世后,庾亮、王导等安排郭默接管刘遐军团及部曲,刘遐的一些旧部不满而反叛,所幸迅速被东晋政权平息。

立下大功的苏峻出任历阳内史,占据了建康上游两百里处的重要军镇,手中握有万余精兵,成为离中央政权最近的半独立武装集团。苏峻是山东青州的儒生,年少时被举荐孝廉。永嘉之乱爆发后,聚结民众数千家修筑坞堡,后率众一路南行,其经历与祖逖、郗鉴等流民帅基本接近。他私自收留遭到朝廷通缉的南顿王司马宗部下,行为举止骄狂,引发了庾亮极大的猜疑。

另外,祖逖之弟祖约坐镇寿春,自认为“名辈不后”郗鉴,却没有成为明帝托孤的大臣。后赵石勒养子石聪攻击寿春,朝廷没有及时组织援助。石聪转而进扰淮南诸地后,朝廷又拟在江南涂塘构建防线,祖约对此深为不满。

庾亮策划召苏峻入建康任大司农,将他调离所在的流民军团,部队暂交其弟苏逸掌管。此举本意是想拆除国家安全的隐患,就是以类似郗鉴模式进行招安,将其武装吸纳进国家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庾亮加强中央集权、维护以他为中心的士族联合专政的需要。苏峻不愿意离开部队,拒绝庾亮征召,上书陈言“讨贼外任,远近从命,至于内辅,实非所堪”《晋书·苏峻传》)。卞壸、温峤和王导大臣均主张不宜操之过急,庾亮将征召苏峻比作汉景帝削藩,“犹七国之于汉也”(《资治通鉴·晋纪十五》),一意孤行下达诏书。

庾亮对南北武人的整肃,是他“任法裁物”政策的一部分,并不仅针对苏峻个人。王敦之乱平定后,南人陶侃武装集团移驻荆州,庾亮对此同样充满疑虑。公元327年,东晋咸和二年冬,苏峻联络祖约共同发起兵变后,时任江州刺史的温峤打算引军驰援,庾亮居然回复“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晋书·庾亮传》)其中所说的西陲,就是指荆州刺史陶侃,庾亮的意思是要温峤时刻防备上游陶侃军团的异动。时任徐州刺史郗鉴坐镇广陵,提出率部回师建康,庾亮也要求他原地不动,重点要提防后赵的南侵。

然而,庾亮指挥的郭默等部队不敌叛军的进攻,卞壸等人奋战至死,仍未能阻止苏峻、祖约联军攻入建康。庾亮不得不带着三位弟弟出奔寻阳投奔温峤,而把成帝、庾太后留给王导等大臣照看。

庾亮主导“任法裁物”的整顿政策期间,王导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成帝举行即位大典,王导一度称病不想参加,遭致卞壸严词批评。王导不去朝会,郗鉴赴广陵出任徐州刺史,王导又私下相送,卞壸为此上奏王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晋书·卞壸传》)。虽然王导没有能阻止庾亮征召苏峻的举动,但是,王导以往清静政策留给苏峻等各种势力的好感,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动乱的伤害。王导等少数大臣在殿前护卫晋成帝,终令叛军不敢上前。

如果庾亮延续王导无为之政的方针,苏峻叛乱事件或可避免。苏峻的叛军进入建康后,一方面大肆劫掠,“侵逼六宫……驱役百官……裸剥士女……哀号之声震动内外”《晋书·苏峻传》),国家金银财物尽遭毁弃;另一方面,苏峻无意废黜晋室及成帝,被庾亮排挤的宗室诸王反而兴高采烈。司马羕被恢复西阳王封号,其子司马播恢复官职,彭城王司马雄、章武王司马休等前来投奔。

苏峻自领骠骑大将军独领朝政,考虑到王导的名声、威望,又把王导列在自己之前。这些都似乎说明苏峻对晋室的天命、权威虽无特别的敬畏,但也没有能力另起炉灶,对于东晋政权君主、士族共治的统治策略,苏峻内心也是认可的。

庾亮和温峤会合后,不得不采纳温峤联合陶侃的建议。陶侃为东吴将领之后,早年因父亲早逝家境贫困而仕途坎坷,被举孝廉后赴洛阳,辗转于张华等大臣门下,颇受士族高门的冷遇和歧视。“八王之乱”时期荆襄流民起义,辞官在家的陶侃得到荆州刺史刘弘辟用,在平定张昌、陈敏之乱中立下大功,成为一方军事首领。司马睿主政建康后,陶侃背弃了江州刺史华轶的阵营,在击败杜弢流民起义的战事中发挥了主力作用。王敦之乱平定后,晋明帝任命陶侃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陶侃再度坐镇荆州。

陶侃的家世门第与苏峻差别不大,对东晋政权的贡献胜于苏峻,受王敦、庾亮等当权士族的排挤、防范也超过了苏峻。陶侃几经反复,最终选择支持庾亮等当权士族,是中央政权终止苏峻之乱的决定性事件。其中固然有其子陶瞻死于苏峻叛乱,其妻催促他出兵的因素。陶侃审时度势,判断自己凭一己之力,不可能动摇晋室招牌及君主、士族共治的体制,也许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温峤从中再三撮合,拉上庾亮背书,多次承诺给予陶侃讨苏盟主之位。陶侃稍早声称庾亮相逼导致苏峻造反,主张杀庾亮以谢天下,双方见面后情况发生了转变。《世说新语》中两处留有记述。《世说新语·容止》中云:“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世说新语·假谲》中云:“庾乃引咎责躬,深相逊谢。陶不觉释然。”即庾亮的名士风采、诚恳态度,使陶侃折服,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东晋时期社会尊崇士族名士的普遍心理,即使如兵权在手的陶侃,内心也以与士族名士为伍而荣。这和苏峻攻占建康后,依然尊崇王导的原因是相同的。

公元328年,东晋咸和三年,陶侃、庾亮和温峤率军顺流而下建康。三吴地区的南方士族王舒、虞谭等人乘机举兵响应,均归都督扬州八郡军事的郗鉴节制。其后战事一度陷入胶着。苏峻强行将成帝迁入石头城,但未予伤害,路永、匡术、贾宁等将领主张尽诛王导等朝廷大臣,被苏峻拒绝。王导反而派人策反了路永等人。援救成帝计划失败后,王导率二子逃往讨伐军辖区。郗鉴、郭默等回屯京口后,建起大业、曲阿和庱亭三座堡垒,分散叛军的兵力。苏峻派军强攻大业垒,陶侃、庾亮和温峤等乘机攻击石头城,苏峻酒醉,迎战后坠马被杀。

公元329年,东晋咸和四年正月,讨伐军进入建康,苏逸等叛军余部被逐一剿灭。驻守历阳的祖约率家族数百人北逃后赵,不久遭到石勒诛杀。

苏峻、祖约之乱的平息,进一步加强了东晋国家政治中的两大趋势。其一,司马氏残存的宗室势力继续遭到削弱,站队苏峻的西阳王司马羕及其两子、彭城王司马雄等在战后被问斩,章武王司马休战死。稍早被杀的南顿王司马宗和司马羕同为惠帝时辅政大臣司马亮之子,已经去世的汝南王司马祐是司马亮之孙,至此“永嘉之乱”前后渡江南来的著名“五马”,即晋元帝司马睿、司马宗、司马羕、司马祐和司马雄等,除元帝系以外,其他均死于非命,或后人遭削爵为民的处分。其二,庾亮个人的政治权威受到严重损害,动乱中庾亮之妹、成帝之母庾太后去世,庾亮失去内廷的支持。从明帝去世起主持朝政至宣称奉陶侃为盟主,庾亮实际上主导共治集团的时间不超过三年。

四巨头斗而不破的逻辑

战后陶侃、郗鉴和温峤分别坐镇荆州、徐州和江州,政治话语权大幅上升。朝廷以“征西大将军陶侃为太尉,封长沙郡公;车骑将军郗鉴为司空,封南昌县公;平南将军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始安郡公”(《晋书·成帝纪》);庾亮向成帝自请处分,多次要求将自己免职。年幼的成帝为其缓颊,派官员拦住了庾亮准备归隐的舟船。“亮乃求外镇自效,出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亮遂受命,镇芜湖。”(《晋书·庾亮传》)庾亮以退为进,采取自我外放掌握兵权的方式,迂回地影响中央政权的决策。

司徒王导恢复在中枢主持日常朝政的角色。鉴于建康遭遇战火的巨大破坏,温峤曾有迁都豫章之议,三吴地区士族建议迁都会稽,王导坚持建康为帝王之地,“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晋书·王导传》)。王导以沉静不变的态度,维护建康及东晋政权的安定。

公元329年,东晋咸和四年四月,江州刺史温峤病逝。王导、庾亮、陶侃和郗鉴四人,实际上成为东晋主导君主、士族共治的代表人物。

东晋政权以建康为都立国十余年,既要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侵,又要防止权臣控制长江上游顺流而下。东晋形成的当权士族专政,必须以地盘和武力为后盾,掌握中上游军事资源,得地理之便,这是控制中央政权决策的重要途径。王敦盘踞荆州、江州时期,与建康中央所在的扬州之间,表现为一种“荆扬之争”。

对于庾亮出掌侨置豫州后的形势,田余庆先生作出了深入的总结,即建康不但要应付上游荆、江可能兴发的顺流之师,还要时刻提防近在肘腋的豫州的突袭。徐州刺史郗鉴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挥着京口的作用。这样,所谓上下游之争,就不是简单的荆、扬之争,而是已经演化为复杂得多的多头之争。有实土的荆州、江州、扬州,加上侨置的豫州、徐州,都在这种反复的斗争中占有各自的地位。

田余庆先生进一步分析,三州加上侨置的豫州、徐州,大体构成一条“画江为牢”的南北防线。这个时期,南北力量虽然时有消长,但大体上是平衡的。“画江为牢”逐渐成为东晋对付北方威胁的国策。除了要求荆、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江、淮以北的土地。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

温峤去世后,王导任用刘胤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江州刺史。刘胤为邵续派往建康的使者,随着官位高升,性情逐渐骄奢粗略。时人对此颇有议论,“江州,国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忲之性,卧而对之,不有外变,必有内患”(《晋书·刘胤传》),即认为刘胤难以胜任。不久,刘胤果然被右将军、流民帅郭默擅杀。郭默不愿意被征召入京拱卫中央,对刘胤含有私怨。虽然事变本身存在着偶然性,但是,王导事后采取承认郭默自立江州刺史的做法,立即引发四巨头之间的连锁反应。

可能出于和王敦之间的恩怨,陶侃对琅邪王氏的代表王导颇不友善。苏峻之乱后期,王导抛下年幼的成帝逃离建康,也丢失了自己的持节。平乱回城后,王导取回了故节,陶侃因此嘲笑道:“苏武节似不如是。”(《晋书·陶侃传》)以苏武持汉节十九年不屈的故事,对王导的行为进行讽刺。这次陶侃又写信,严厉批评王导的和稀泥政策:“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晋书·陶侃传》)不久陶侃从荆州兴兵讨伐郭默,得到了坐镇芜湖的庾亮大力支持:“亮表求亲征……会太尉陶侃俱讨破之。”(《晋书·庾亮传》)

随着郭默兵败被杀,流民帅集团半独立地盘踞大江南北的局面告一段落,先后融入了建康政权的体制,以东晋方镇的形式戡乱攘外。顾凯博士认为,出力最多者,当属颍川庾氏。最终荆州与江州连成一片,使得陶侃势力达到顶峰。这是庾亮、王导等人在处理流民问题时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也是王、庾意见分歧、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

不过,当陶侃图谋进一步进军建康推倒王导时,却遭到坐镇京口的徐州刺史郗鉴坚决反对,庾亮也从中予以劝解,从而避免类似王敦、苏峻之变的情况再度发生,保证了君主、士族共治的稳定性。

京口位于建康之东,是东晋政权连接吴中战略后方的重镇。郗鉴以寓居于此的北方流民为基本骨干,组建起拱卫京师的重要军事力量。是为东晋时代安内攘外的北府兵团发端。虽然郗鉴与王导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两家仍通过联姻等方式结成政治联盟,郗鉴之女嫁给了王导之侄——后来大名鼎鼎的书圣王羲之。王导竭力与郗鉴交好,又重用、保全赵胤及贾宁、路永、匡术等武人降将,从而维护自己在中枢的执政地位。

公元334年,东晋咸和九年,陶侃在离职不久后去世。庾亮获得“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晋书·庾亮传》),从芜湖移镇武昌,庾氏家族势力向荆州上游地区发展,庾亮、王导再现荆扬对峙的场景。

庾亮一面清除陶侃在荆州的子侄旧部,一面把江北襄阳仅存的桓宣流民集团拆解吸纳,积极与王氏家族争夺江州等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对内在荆州倡导儒家礼乐,强化人力、财力的整合,对外利用北方后赵政权内乱的时机,推动展开北伐军事行动,这就和王导的政治利益、理念发生严重的冲突。庾亮一度图谋兴兵废除王导,并为此致信郗鉴,终为郗鉴等人所阻止。

公元339年至340年半年间,王导、郗鉴和庾亮三巨头先后去世,东晋政权度过了成立以来最为平稳的十年。经历了王敦、苏峻动乱的创痛和教训,几大当权士族通过不断政治实践,逐步摸索出一些为大多数士族所接受的共治游戏规则,即以各自的实力为后盾,尽力维护各方势力之间斗而不破的平衡。中央政权所在地扬州,以及上游荆州重镇,大致分别由不同的门阀家族掌握。当权士族治理毕竟不等于简单的世袭政治,和以往权臣称王传子有着根本的不同。即使握有兵权也只是部分的暂时的优势,要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掌控,必须家族中要出现能人理政领军,必须要得到其他家族的认可和赞同。这也为共治结构中当权士族的更替提供了可能性。

后王导、庾亮时代

王导、庾亮去世前不久,曾向成帝荐何充:“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晋书·何充传》)成帝于是加何充为吏部尚书,进号冠军将军。王导逝世后,何充转任护军将军,与庾亮的二弟中书监庾冰参与总领尚书事。随后庾亮去世,庾亮幼弟庾翼代替他出掌荆州。以何充为一方,以庾冰、庾翼兄弟为另一方,继续主导着君主、士族的共治策略。

何充为王导妻姐的儿子,又迎娶明穆皇后庾文君之妹,与王导、庾亮都存在亲戚关系。他年少时即与王导关系亲善,在政治上更加偏向琅邪王氏家族。不过,何充处理政务较为客观公正,这也是他能被庾氏及其他士族接受的原因之一。在著名的山遐免官案中,何充为山遐遭遇的不平而申辩;对于会稽名士虞喜的才学,他也充分肯定,并向朝廷力荐。

何充与庾氏兄弟最公开的两次冲突,主要围绕着晋室帝位的传承。公元342年,东晋咸康八年,年仅22岁的晋成帝司马衍病危,何充主张“父死子承”由其子继位;庾冰、庾翼等可能因为不愿意动摇自己帝舅的身份,所以主张“国有强敌,宜立长君”,由成帝之弟,即明帝与穆皇后庾文君的次子司马岳继位。成帝采纳庾氏兄弟建议,之后司马岳即皇帝位,是为晋康帝。

不久何充要求外放徐州刺史,前往京口坐镇,以抗衡庾氏兄弟的权势。出于支持庾翼北伐的考虑,庾冰旋即外任江州刺史,何充重新返回了建康任扬州刺史,主持中枢工作。

公元344年,东晋建元二年末,23岁的晋康帝司马岳又病危,何充主张由其子继位,庾冰、庾翼等主张拥立元帝幼子、明帝之弟会稽王司马昱为帝。这一次的争议,何充获得了胜利。康帝去世后,2岁的儿子司马聃即位,是为晋穆帝,改年号永和。康帝皇后褚蒜子以太后名义摄政,何充乘机将褚后之父褚裒等人引入中枢,庾氏兄弟失去了外戚身份。

庾冰、庾翼兄弟的施政方针,基本延续了庾亮任法裁物、加强集权的策略。由于对南北士族的优容照顾,因此东晋国家编户齐民的控制范围主要集中在江南自耕农身上,这显然不能符合庾氏兄弟北伐的资源需要。庾翼在中上游主政,“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对江南豪族荫附人口及相关物资进行征发,结果遭到南方士族百姓的激烈反对。

公元341年,东晋咸康七年左右,庾翼再次发起对南渡侨民的“土断”政策,“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即国家根据户籍收取赋税、征召兵员,取消北方侨人免除赋役的特权。针对部分侨人、百姓逃亡、隐蔽人口现象,在中枢的庾冰又下令严查“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以充军实”。(《晋书·庾冰传》)

从庾亮、庾怿到庾冰、庾翼,庾氏兄弟进行的北伐,是东晋建立以来,第一次由当权士族发动的代表共治政权的国家行为,有助于维护建康正统、恢复神州的价值合法性。不过,北伐的具体成果相当有限。庾亮的北伐行动先胜后败,数个江北的战略要地失去,庾翼北讨后赵、西征成汉,仅取得几场小规模战斗的胜利。庾氏兄弟集权任法、控制资源之举,触动了南北士族的利益,虽然提升了国家能力,对东晋社会士族共治的基础却颇有伤害。这和晋元帝司马睿试图提升皇权的行为逻辑是一致的。

何充大致继承了王导清静、宽简的政策,尽量优待共治中的南北士族及其他社会势力。王导在王敦之乱后,主张给予曾经打开城门迎敌,后又被王敦诛灭的周札平反;在苏峻之乱后,王导又重用曾经建议加害自己的叛将;对略有犯法的士族、武人,王导一般都不予以惩罚;王导晚年几乎不仔细阅读公文,收到即批示许可。《世说新语·政事》中记述:“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意思是虽然别人批评我处理事情糊涂,但是以后人们会怀念我的糊涂。

王导、何充等人以其之包容和放任,维持士族共治表面上的团结,但是,这也造成了东晋政权国力不振,是北伐无法获胜的原因之一。当时东晋社会大部分士人站在王导一边,而对庾亮有所抵制:“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晋书·庾亮传》)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对庾亮某些法家的做法,以及王导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政都进行了批评。苏峻之乱时期,湘州刺史卞敦拥兵而不救援朝廷,动乱平定后王导不愿意处罚,仅将他调任广州刺史。司马光因此评论道:“庾亮以外戚辅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俱足,朝廷颠覆,坐观胜负。人臣之罪,孰大于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禄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资治通鉴·晋纪十六》)司马光将东晋政权乱象的责任归结到王导的身上。

东晋政权自元帝、明帝之后,成帝、康弟、穆帝和哀帝(成帝之子),连续五位皇帝皆以冲龄继位,二十余岁即告不治病亡。将近五十年时间,皇帝客观上失去了主导君主、士族共治的可能,晋室仅能作为某种象征意义而存在。

在排除了宗室、南方豪族武力和北方流民帅等势力干扰后,当权士族主导的君主、士族共治的统治策略终于进入相对稳定期,其中王导、庾亮等几家当权士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和东周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尊王攘夷”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王导、庾亮等家族分别独掌权力的时间并不长,执政期间控制能力相对弱势,既相互竞争又维护平衡,这是几家当权士族主导共治的基本特征。

王导、庾亮治国理念的分歧,本质上反映了维持内部团结与提升国家能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东晋社会特殊的大环境下,内部团结和国家能力成为一对反向的关系。而反向关系的背后,本质上就是“务必清静”、优容士族的现实政治,与恢复神州的价值倡导之间存在着对立的死结。

王导倡导以克复神州为价值,“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 ,这只能暂时解决晋室天命不足的缺陷,在外部敌对政权不够强大时,维持南方偏安的局面。要想真正实现克复神州统一天下的价值,就必须全面提升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而这又势必会损害士族的利益,从而影响内部社会的团结,动摇君主、士族共治的基础。元帝、明帝和庾氏兄弟的集权政策无法取得成功,充分证明了在士族的联合主导下,为了实现价值号召而轻易改变政治现实,可能带来系统崩溃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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