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是武帝第二十五子晋怀帝司马炽在位时使用的年号。这一时期发生的动乱,不仅体现汉民族的皇权系统与少数民族集团的结构性矛盾,更反映了体制外的边缘群体对宗室、士族共治的晋政权统治集团的反抗。晋武帝司马炎实施宽政简刑的政策,没有带来内迁少数民族、流民群体等被压迫阶级的晋室天命的认同,相反的是,一旦当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策略的有效性受到损害,这些人群对于晋室的合法性更加轻视,迅速转化为巨大的颠覆性力量。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族流民,以及刘渊等内迁匈奴首领,分别以宗教或兴复汉室作为起兵的号召,冲击晋政权已经陷入混乱的治理秩序。
而且,以五胡为主的少数民族集团横行北方,意味着两汉以来中原王朝边疆治理政策的最终失败。
曹操法家的治胡策略
两汉政权四百余年间,是中国本部汉人发展而成汉民族的时期。中原夏商周诸族群通过上千年的融合,历经秦汉帝国大一统熔铸,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生产方式,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权威的皇权系统,以统一文字为基础的儒家价值心理沉积,奠定了全民共同的汉人身份认同。魏晋政权代汉之后,曹魏享国较短、天下没有统一,晋朝统一不久国家陷入动乱,相较于周边其他游牧、渔猎和山地部族,汉人可能仍旧是士民习惯的自称,或被少数民族他称。这是汉王朝达到了合法性与有效性“双高”状态的成果之一。刘备、诸葛亮集团偏居西蜀,号召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实际上既号称汉政权正统,又以汉人、汉民族自居。
在汉民族的周边地区,存在着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的少数民族。其中匈奴、羯、鲜卑、羌和氐等族群,又被称为五胡。陈寅恪先生考证,“五胡”名称最早出自前秦天王苻坚之口,“次序”也是苻坚讲的。 五胡是两晋时期民族大混战主要的参与者,北魏崔鸿著有《十六国春秋》,依据“能建邦命者,成为战国者”的原则,记录各族先后建立的十六个政权,其中,五胡及汉族占了绝大多数。
匈奴游牧政权曾长期雄踞蒙古高原,是秦汉帝国最为强劲的外敌。汉武帝倾举国之力进行征伐,汉宣帝时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到长安朝见,当众跪拜称臣。东汉时代高原上遭遇干旱和饥荒,匈奴汗国分裂。窦固、窦宪及班超等率师北伐后,北匈奴主力举部西迁,之后历时两三个世纪,经中亚进入东欧,成为欧洲民族大迁徙的动能,被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稍早南匈奴降附东汉政权,举族迁往长城之内五原塞,即今天内蒙古一带,随着鲜卑兴起成为高原的主人,匈奴继续南迁晋陕北部,建庭于山西离石的左国城。
曹操在北方重建统治秩序后,整合主要居住在山西汾水流域的匈奴诸部,他将前来朝见的呼厨泉单于留置邺城,根据地域分设左、右、南、北、中五部,各部置帅,又以汉人为司马来监督。曹操任命并州刺史兼任“使匈奴中郎将”一职,大致控制了匈奴三万余落。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后,部帅改称都尉。《晋书·四夷传·匈奴》中记录,塞外匈奴依附者南来,武帝先后接纳四批。分别为塞泥、黑难二万余落,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二万九千三百人,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十万余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一万一千五百口等。“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即匈奴的单于出自屠各部。
除了迁到山西,匈奴各部还移向陕西、河北等地,中间包括作为匈奴别部的羯族。关于羯族的来源,唐长孺先生认为“入居塞内的匈奴十九种之中有羌渠,还有一种称为力羯,二者可能与羯族有关” ;也有的学者认为,羯族即为“羌渠之胄”;更多学者认为羯族出自西域胡,或与康居人、月氏人存在渊源。西域胡内迁过程中,与匈奴诸部、羌人、氐人和汉人混合,故羯族又被称为杂胡。
鲜卑、乌桓均属东胡系,语言、习俗和地域分布大致相近。南北匈奴分别迁离蒙古高原后,鲜卑进而占据漠北,乌桓占据漠南。辽西乌桓一度控制大部分部落,不断侵扰东汉政权,曹操亲率大军将其击破,强制他们迁入塞内,把乌桓突骑编入自己的军队。鲜卑距离中原稍远,反而得到较大的发展。其中东部的鲜卑部落,一度在檀石槐、轲比能时代形成强权,积极对外扩张,之后又分为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北部鲜卑主要为拓跋部。慕容部一支向吐谷浑西迁,和当地羌人结合成吐谷浑部,与河西秃发氏、陇右乞伏氏并称为西部鲜卑。
羌族和氐族位于中原政权西部。羌人从青海草原逐步内迁,东汉时代被派发远征西域,随后羌人爆发起义,酿成所谓严重的“羌患”。东汉朝廷连年镇压,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资源。韩遂、马腾等西北军阀兴起,源于羌乱与地方势力的结合,最终均为曹操所灭。至晋武帝时期,陕甘多地遍布羌民;氐人以农耕为主,多有类似汉人的姓氏,东汉时分为十余部,移居蜀郡之北武都郡。赤壁大战之后,曹操讨伐马超、张鲁等割据势力,一举击败反抗的氐人,把五万余落氐民全部迁往扶风、天水二郡。
北方边地民族历来是中原王朝主要的外部挑战。匈奴等族内附后,保留了民族群居和部落组织的传统,一面失去了以往掠夺汉民财富等现实利益,一面学习到汉地统治者建立皇权系统的思维。这一群体对于汉室的天命缺乏认同,构成了对国家稳定的潜在威胁。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际,一些少数民族武装集团加入到群雄逐鹿,如果不是曹操重建中央政权的权威,以法家的铁腕策略将其一一瓦解,两晋时期的民族大混战将会提前一个世纪。
晋武帝“怀远以德”
晋政权建立之后,少数民族内迁的规模有增无减,这不能不引发一些朝臣相当的焦虑。公元268年,西晋泰始四年,御史中丞傅玄针对西北鲜卑涌入,提出用汉人充实边境。公元270年,西晋泰始六年,河西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发动叛乱,秦州刺史胡烈战死。一年后,匈奴右贤王刘猛反叛出塞,又率部进攻并州。侍御史郭钦上书建议,“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资治通鉴·晋纪三》)。就是把已在关中、并州等地居住的胡戎迁出,再将汉民迁入实边,让匈奴等族与汉民分开居住,加强少数民族出入地区的防卫。这种徙戎的政策主张,没有得到晋武帝司马炎正面的回应。
武帝刻意以儒家的王道教化的价值治国,采取鼓励少数民族内迁的政策。匈奴等族初入中原之时,朝廷免其贡赋,完成对其编户后,所征赋税也较汉族民众为轻。不过内迁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百万,对于晋政权而言,无疑还是增加了赋税收入。关中、并州等地门阀士族占有部曲、佃客等依附人口,少数民族的加入,弥补了汉民减少造成的赋役人口的不足。《晋书·王恂传》中记载:“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胡人是晋政权征发兵役的来源之一,国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动员内迁少数民族参战。
中书郎阮种上策书:“臣闻王者之伐,有征无战,怀远以德,不闻以兵。”(《晋书·阮种传》)即以皇帝的恩德安抚“四夷”,代表了晋武帝的政治追求。王浑、李憙等并州士族与匈奴上层交好,也反对徙戎之策。匈奴左部帅刘豹之子刘渊作为人质留住洛阳,王浑等人多次向武帝介绍刘渊的才能。秃发树机能叛乱发生后,上党人李憙甚至建议以刘渊为帅前往征伐。齐王司马攸见到刘渊,可能凭直觉认为此人未来将成为晋室的祸害,建议将其除去,立即遭到主张“怀远以德”的王浑等人反驳。
直至晋武帝全面出兵进攻东吴前夕,晋军才终于平息西凉鲜卑地区的动乱。但不久后,又发生辽西鲜卑慕容部攻打昌黎事件。晋惠帝即位后,山西匈奴人郝经、郝度元兄弟先后发动叛乱,关陇地区羌、氐民众纷纷响应,拥立氐族首领齐万年为帝,聚众十万围攻长安。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先后坐镇关中,无所作为。张华等选派参与诛杀杨骏的禁军将领孟观西征,总算将其击败。
公元299年,西晋元康九年,时任山阴令的江统撰写《徙戎论》,上奏惠帝,系统论述中原政权与“四夷”的历史关系。主张将占关中人口半数以上氐、羌等族全部迁出,提出并州的匈奴部落已为隐患,应尽快“还其本域”。虽然江统深刻洞察到了内迁少数民族与汉民及中央政权的矛盾,但他将少数民族反向驱离中原的主张并不能立即可行。假设国家突然放弃怀柔的王道,强迫少数民族大规模迁回故地,必然会引爆社会的动荡。而且,当时掌权的贾南风和太子司马遹形同水火,朝廷没有可能聚焦讨论这一富有挑战的课题。
从长远来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皇权系统与少数民族集团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因素。晋政权承接了两汉征服边地游牧、渔猎等民族的成果,即北方不再存在强大的游牧政权,国家还可征收内附少数民族赋税、征发兵役,同时也面临了中原王朝数百年来无法解决的非农业文明民族治理难题,即无法以儒家价值使之产生根本的认同感,从而有效地将其融化。
短期而言,国家只有保证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的有效性,维持法家压迫型方法论的震慑力,这一矛盾或有可能被拖延、缓解。毛泽东读《晋书》后批注“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 ,可谓一针见血的透彻之言。
以宗教为名的流民起义
在晋政权共治集团内战的过程中,以往被压迫的体制外力量乘势而动。少数民族及汉民族流民起义,内迁少数民族集团拥兵自立,成为乱世中新兴割据政权的主体。即使在东汉时期,国家构建起士民对儒家价值、汉政权和皇帝的信仰体系,少数民族群体也是忠诚度最低的。除生活空间、生产方式与汉族不同之外,这些少数民族对儒家君权受之于天的理论尚未产生认同可能是重要原因。
汉族中失去土地的流民对皇权国家同样缺乏忠诚度,他们与部分少数民族共同沦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一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有效性受损,这一群体挑战统治秩序的概率最高。而且,底层的边缘群体另建系统反抗皇权,往往与民间的宗教价值动员结合在一起。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是以张角创立的太平道进行号召,割据汉中一带三十余年的张鲁地方政权,实施行政与五斗米道政教合一的体制。五斗米道即为天师道,可能是东汉顺帝时张陵创建,要求信徒交纳五斗米作为入教条件,故称为五斗米道。
张鲁为张道陵之孙,是教团第三代首领“师君”,又被称为“天师”。五斗米道通过基层教区的“祭酒”召集信徒,以不断忏悔和自省的形式,捐献财物食品或义务劳动,提供给需要的流民和旅人,从而创造平等的共同生活的理想社会。张鲁归降曹操之后,受到曹操的善待,五斗米道因此传入中原其他地区。司马伦被封琅邪王时,即在封国接触到了天师道。
《晋书·李特载记》中记载,蜀中 人投奔张鲁,全部信仰了五斗米道,其中包括李特的祖父李虎。之后,曹操将李虎及五百余家 人迁往略阳。李虎至李特三代均为五斗米道的信徒。关西地区受氐人齐万年战乱影响,以及连年遭遇饥荒,大批氐人、羌人和汉人等沦为流民,秦雍两州六郡数万家百姓,一路向汉中、蜀地前行就食。李特、李庠兄弟等六郡大姓成为流民的领袖。经过向晋政权汉中官员行贿,流民队伍获准进入巴蜀地区。
公元300年,西晋永康元年,皇后贾南风被赵王司马伦杀死,时任益州刺中赵廞为贾氏姻亲,深恐受到牵连,利用李特、李庠等流民力量割据自立。不久,赵廞又诛杀李庠,李特率部攻入成都,赵廞出逃被杀。李特一度支持朝廷任命的益州刺史罗尚。随着罗尚强迫流民返回故地,李特被流民中各大姓、酋长等共推为统帅,在绵竹发动起义,再度向成都进军。
在与晋军及巴蜀本地势力的作战中,李特、其长子李始战死,其弟李流病亡。李特三子李雄掌握指挥权后,得到了益州大族范长生的大力支持。范长生是著名的五斗米道世家,率部曲千余避居青城山上。可能出于和李特、李雄父子共同的价值信仰,范长生向供给不足的流民军提供大批食物。
公元304年,西晋永兴元年,李雄攻入成都,称成都王。公元306年,西晋永兴三年,李雄称皇帝,定国号成。范长生被任命为丞相,尊为“天地太师”,不仅允许拥有部曲数千家,而且“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人其家”(《晋书·李雄载记》)。日本学者川胜义雄认为,李雄和范长江统治的成国,是一种与五斗米道张鲁的王国相似的理想国 。
当时,中原“八王之乱”进入高潮期,巴蜀地区从此脱离晋政权的统治,成为十六国之一。李雄连续治理三十余年,以道家无为价值理念与轻徭薄赋政策相结合,形成区域性的皇权系统闭环。李雄死后,大成政权陷入帝位内争。公元338年,东晋咸康四年,李雄堂兄李寿取得帝位,改国号汉,历史上将其连称为成汉政权。
“八王之乱”时期,荆州地区还发生少数民族义阳蛮张昌起兵的事件。晋政权要求征发荆州军去蜀地平定叛乱,结果引发义阳蛮、流民与地方势力结合反抗。张昌部众“皆以绛科头,撍之以毛”(《晋书·张昌传》),即头戴深红色头巾,着马毛所制须髯。常戴绛红头巾的特色,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为南阳一带天师道徒的标志。所以荆州张昌的起兵反晋,可能也以五斗米道的理想为动员。
陈寅恪还作出判断,东莱海滨地区刘伯根、王弥等人发动的流民起义和五斗米道也有直接的关系。 刘伯根本为县令,王弥出身于官僚世家,他们以宗教为号召,聚集起上万人的反晋队伍。
张昌率部杀了新野王司马歆,一度控制荆州北部,其部将石冰攻入扬州,最终均被荆州刺史刘弘平定。而被称为妖贼的刘伯根死后,余部由王弥率领,横扫青州、徐州一带,最后加入到刘渊的匈奴汉军,成为摧毁晋政权在北方统治的重要力量。
匈奴举起复兴汉室的旗帜
宗室诸王内战的后期,司马越之弟司马模、幽州刺史王浚一方,以及作为对立面的成都王司马颖另一方,分别动员少数民族武力直接参战。其中乌桓、鲜卑突骑为东海王司马越集团所用,在攻击邺城、长安的战斗中打了头阵;匈奴刘渊表面上加入司马颖阵营,实际策划拥兵自立。内附的少数民族势力参与中原王朝最高权力的争夺,进而仿照汉民族模式另建皇权系统,这是秦始皇创建大一统帝制政权之后的第一次。刘渊、石勒等人所为,固然反映了部分少数民族首领追求本民族主导天下的野心,但也是其内心对于晋政权天命合法性不予认可的表现。
刘渊出自匈奴屠各部,据称为汉初时大名鼎鼎的冒顿单于后代,汉高祖刘邦曾把宗室女子作为公主与冒顿和亲,所以冒顿单于的后代,自以为又姓刘。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的孙子,《晋书·刘元海载记》中记载:“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而且,“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不但熟读汉文化儒家的经典,武艺也相当高超,是文武双全型的人物。王浑等并州士族向武帝推荐他,不是没有道理。
刘渊父亲左贤王刘猛去世后,晋武帝任命刘渊继任左部帅,之后又任命他为北部都尉。刘渊“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晋书·刘元海载记》)。杨骏辅政期间,刘渊被任命为五部大都督,发生匈奴部众叛逃出塞事件时一度被免职。成都王司马颖镇守邺城时,上表推荐刘渊担任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公元304年,西晋建武元年,刘渊骗取司马颖的信任,以招募匈奴部众助战为由离开邺城,在堂祖父刘宣等人劝说下,返回左国城称大单于。刘渊集团反晋并不是要把匈奴部众带回大漠游牧,而是要在中原另建皇权系统,这就形成针对胡汉的两套号召话语,反映出其背后不同的价值动能。
一方面,尽管刘渊、刘宣等匈奴上层汉化程度较深,但从未遗忘自己的民族身份。匈奴部族被一分为五,下层民众生活困苦,大量沦为士族豪门的佃客和奴隶。这使内迁的胡族深感被歧视,对汉民族的统治者充满仇恨。刘宣鼓动刘渊起兵时讲得相当明白:“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降同编户。”当刘渊准备依照司马颖之命攻击鲜卑时,刘宣又说:“单于(刘渊)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谓“降同编户”,实指匈奴贵族屈辱的处境,而“复呼韩邪之业”,就是要复兴匈奴历史上的铁血荣光。
另一方面,刘渊等人在研读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学会了以汉人视角去看待朝代的兴亡。不仅认为魏晋得国不正,还把晋室内乱看作是缺乏天命的表现。刘渊高度推崇统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达到“双高”的状态的汉政权,自称匈奴王族也流淌着汉室刘家的血液:“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把自己包装为继汉高祖刘邦、东汉光武帝刘秀和蜀汉昭烈帝刘备之后又一位承担天命的汉室帝王,即否定魏晋国家的正当性,追奉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以光复汉政权为号召进行更为广泛的超越匈奴民族的动员。
刘渊自称汉王后,除了重新一统匈奴五部,还招纳了部分汉族士人加入。据周伟洲先生统计,史籍所载汉赵官员263人,匈奴刘渊家族有44人,刘氏宗亲有30人,其他匈奴任职官员40人,汉族官员131人,其他少数民族官员18人。 汉人官员占了半数左右。刘渊集团与司马越之弟、并州刺史司马腾及继任者刘琨作战,先后攻取太原等地。“八王之乱”结束前后,刘渊军队进入河东、平阳地区,华北多地各族反晋武装相继归顺,其中包括鲜卑族陆逐延、氐族单于征、汉族王弥和羯族石勒等人。
后来建立后赵取代匈奴汉国成为北方最强国的羯族大将石勒,出身上党羯族部落小头领之家。并州发生饥荒时,他曾和家乡诸股胡人逃散,随后被司马腾部队抓获,以两人一枷这种极具侮辱性的方式,被押往翼州贱卖为奴。内乱爆发后,石勒先后纠集被贩卖的同族、群盗及好友多人,跟随马牧率汲桑共同起兵,加入到司马颖部将公师藩麾下作战。
司马腾出镇邺城时,多位并州将领及数万流民随行,这些流民因集体前往冀州就食,故而被称为“乞活”军。公元307年,西晋永嘉元年,汲桑、石勒攻破邺城,一举斩杀司马腾,天下震惊。田甄等乞活帅率众为司马腾复仇,击杀了汲桑。随后石勒投奔汉王刘渊,在河北多地继续攻击晋军,数次渡过黄河,配合刘渊之子刘聪、王弥流民军团攻击洛阳。
公元308年,西晋永嘉二年,刘渊正式称帝,次年正月迁都平阳。刘渊表面上仿照两汉政权设置组织机构,其实是实行胡汉分治的两种运营系统的治理模式。在汉区实行类似郡县制的领户制,设立司隶、内史等管理国家编户,对汉民族的人财物各种资源进行征收或掠夺;对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实行统领制,任命宗室、民族首领为王,分别统领本民族武装。刘渊皇帝兼大单于,以长子刘和为太子,后又任命第四子刘聪为大单于,相当于把单于视为皇帝之下最大的武力首领。
这是长城以内中原王朝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由少数民族作为最高统治者建立的政权,也是第一次采用胡汉分治的统治模式。相比较秦汉魏晋农耕民族政权,依照编户齐民方式收取赋税、征发兵役,匈奴汗国兵民合一、全族皆兵的游牧民族资源动员方式,无疑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晋政权时期,国家实行宗室、士族共治,享有特权的皇亲贵族大量占有部曲等依附人口,影响了中央政权的兵源征集、财政收入,相比之下这或许是胡制的优势之一。
当然,胡制中宗室亲王领兵的组织体制,也决定诸王之间血腥内斗的必然性。在决定皇位继承等重大问题上,更多地表现为弱肉强食的强者生存逻辑。公元310年,刘渊病逝。太子刘和即位后,执意处理诸王拥兵的威胁,反被军力最强的大单于刘聪率军所杀。刘聪随后即皇帝位。
刘渊以汉室的名义动员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即便身为最高统治者,他仍然无法化解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强烈的匈、汉对立情绪,刘渊宗汉立国那一套理论虽出自儒家礼法,但身为匈奴人的现实将其争取汉族士人民众的积极作用消解殆尽。 刘渊的起兵虽然彻底动摇了晋政权统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但也没能打开历史的死结,建立起匈奴汉国的天命正统与稳定统治,北方反而陷入了极其野蛮的民族仇杀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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