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我做了个梦,梦见了死去的父亲。他讲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你把皮鞋给彼得吧!”
我本来可能会问他:“为什么?”我本来很想知道凭什么我要把自己这双崭新的英国皮鞋给彼得;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来敲我的房门。一阵轻微持续的叩门声仿佛从梦境中将我诱唤出来。
我睁开了眼睛,但搞不清楚现在是早上,是晚间,还是深夜。
“有您的电话,”我的女邻人舒拉郑重其事地说。
只要电话铃一响,舒拉就去接,希望是给她打来的。但是一直没有人给她来电话。每次当她说“有您的电话。”这句话时,我都听得出,她话语间还残留着那已消失了的希望。
“我老婆丢下我走了,”话筒里传来维切克的声音。
“现在是几点钟?”我问。
“八点。”
“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闹不清楚。我睡醒一觉,她就不在了。你费心给她打个电话吧!告诉她:‘佳丽娅,你使维切克不能展翅翱翔,他屈服了。只要你回去,随便拿他怎么样都行,他什么都同意。’你记住了吗?”
“记住啦!”我回答说。
“你重复一遍。”维切克不太相信。
“‘佳丽娅,你使维切克不能展翅翱翔,他什么都同意,只要你回去。’”
“你忘记说:‘他屈服了,你随便拿他怎么样都行。’”
“这是多余的话,”我说。
“为什么是多余的?”
“‘随你拿他怎么样’和‘他什么都同意’——这不是一回事吗?”
“是吗?好,就这么着吧!”维切克说。“你给她挂通电话以后,马上就给我来电话。”
维切克是我们乐团的头头。他担任指挥。此人勇于创新,善于开拓。
多才多艺的人有两种:
一种人善于表达,是创新者。维切克属于这种类型。
另一种人不善于表达。我就属于这类人。
我听音乐,也能理解,但却不善于表达出来,各种感受都留在心底。因此我心里往往是塞堵得满满的,浑然一团。
我放下话筒,走向厨房。
舒拉正站在一锅汤前,在等着只要汤面上一浮起白沫,便马上把浮沫撇出倒掉。
舒拉属于那种外貌和年岁相称的类型。现在她还年华正茂,因此长相如何,关系不大。
舒拉有丈夫——是个研究生,还有个儿子——在上小学。他们一家三口住着一个十六平方米的房间,大家轮流呆在屋里。父亲写论文时,儿子便象草原上的一头野兽在走廊里东跑西窜;孩子做功课时,父亲也到走廊里去,坐在电话旁的箱子上翻阅期刊。
我跟舒拉打了招呼,便和她谈起了我做的梦。
“你父亲搂抱你没有?”她问道。
“记不得啦。这还有什么讲究吗?”
舒拉品尝了一下她煮的汤,毫无表情地朝墙壁上看了一会儿,似乎在琢磨汤里还缺点儿什么。
这时响起了电话铃声。
“怎么样?”是维切克在问。
“什么怎么样?”
“打电话了没有?”
“没有。”
“明白啦!”维切克似乎猜到了我的意思。
我出于礼貌没有做声。
“她比你想的还要次,”维切克说。“你简直想象不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非得把我踩在脚下才得安生……好吧!就这样。对不住。我自己给她打电话吧。”
“你也别打。”我请求说。
“为什么?”
“你太不看重自己了。你在使全人类生活得更幸福。”
“是的,”维切克表示同意。“可是只有她一个人能使我幸福啊!”
“那好吧,”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道。“那翅膀怎么说来着?”
“你使维切克不能展翅翱翔。他屈服了。只要你回去,随你拿他怎么着,他都同意。”维切克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我放下话筒便拨佳丽娅的电话号码。
好一阵子那边没有人接。大概佳丽娅正两手叉腰站在响个不停的电话机前面嘿嘿发笑,过了一会儿,她拿起了话筒,洋腔洋调地说道:
“哈罗——罗!”与此同时,想必她正神气活现地对着镜子搔首弄姿呢!
“要是他把你甩了,你怎么办?”我问道。
“你是谁呀!”佳丽娅在询问,她收起那副洋腔洋调了。
“我在问你:要是维切克真把你甩了,你怎么办?”
佳丽娅有些害怕了。大概她以为这是法院办公室的某位要人打来的电话。
“大家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她回答说。
“大家在工作,可你却不喜欢工作。”
“我要去唱歌。”
“你根本不会唱歌。”
佳丽娅的确无所谓,唱什么,怎么唱都行;坐着也好,躺着也罢,两手撑地拿大顶唱,她也不反对。
佳丽娅没吭声,大概正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
“可我再也受不了啦!”她压低嗓门说。
“你受得了的。”
我放下话筒,又回去继续去做我的梦。
我对佳丽娅和维切克他们俩完全放心:他们马上会和好,然后又闹矛盾。
我躺下合上了眼睛,更确切些说,我是睁眼躺着,只是垂下眼皮而已。
现在九点刚过。米卡正坐在她试验室里眯瞳着眼睛看显微镜,同时又在那里怜惜自己。
我要是给她打电话,她一定会接,话筒里就会传来她那低微的,象是哭哑了的声音。
“你怎么啦?”我会问。
“我又没睡,”米卡会这样回答,然后就矜持地沉默不语。
“用不着这样,”我会说。“夜晚应该睡觉。”
我们两人说来说去兜圈子,不谈主要问题。而主要问题是我们没有结婚。
我们不结婚是因为我不能够在一昼夜中拿出比一个半小时更多的时间来属于任何一个人。这一个半小时一旦过去,我便产生一种好象无法忍受的焦躁情绪。我想要一跃而起,象冲锋似的奔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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