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卡是唯一不使我感到厌倦的人,因为在她身上聪颖和愚笨的比例十分协调。我可以和她在一起呆上三个,甚至四个小时。但是她需要的却是昼夜二十四个小时,连一秒钟也不能少。她不时骂上维切克几句,仿佛想把我从维克切身边拉过去。因为维切克是我的朋友。她要我全部属于她。现在也许她正坐在自己试验室里,在显微镜下仔细地观察我的头发,看我的头发在切片上是什么形状;是圆的还是椭圆形的……
“有您的电话,”舒拉在喊我。
我知道这是米卡打来的。当我思念她的时候,她能感觉到。不是说思想是物质的吗!
“你买好票啦?”米卡问道。
她指的是飞机票。飞机将把我的躯体从春寒料峭的莫斯科送到已是夏日休假的南方去。
“买好了,”我说。
米卡不再言语。
一方面,米卡担心我的健康,希望我能得到休息,希望我的生命和对她的爱情都能维持长久。另一方面,我要离开,她独自一人将孤单单地呆上二十四天。这整整二十四天的时间对她来讲,将生活得毫无意义,因而成为她的一种负担。
每当我巡回演出或休假的时候,米卡便坠入静止不动的时间深渊里,象个溺水身亡的人。甚至比这更糟,因为溺水身亡的人没有知觉,她却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米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痴心钟情地迷恋着我,仿佛她身上有一台从不发生任何故障的永动机。
有好多次我曾将这台永动机丢在地上,敲打它,扔掉它,但它却不生锈,不变陈旧,也不破损。这是一台能自动充电的机器。
“你不能休假,真遗憾,”我说。
米卡没做声。我是否遗憾——这无关紧要。我反正要走,她也反正得留下来。
“我感到难过,”米卡说。
“别这样,”我回答说,“你是幸福的,你还不理解这一点。”
痛苦是爱情的另一方面,所以它也是“幸福”的组成部分。
米卡向我伸出双手,可她的手却扑空了。她把我握在手中,我却象沙粒似的从她指缝间漏了出来。又有我,又没有我。
我感觉到她有些心慌意乱,于是想搁下话筒。
“好吧,再见!”我说道。
“等一下!”米卡高声喊叫起来。
我几乎感觉到了她在抓我的袖子。每当有人抓我的时候,我就想挣脱掉,跑开。
我站着,心里十分不耐烦。
“好吧,再见!”她忽然表示许可了。“愿你好好休息!”
她没有对我说任何抱怨的话,就放我走,还希望我能好好休息。有什么名堂吗?
我想立刻给她往试验室打电话,搞清楚:永动机是否出了故障,是否由于我的利己主义而生锈破损。
我看着电话机。米卡想必也在看着电话机。我和她分别站在城市的两端,就象两头站在拱桥上的山羊,都认为自己有理。
啊,不驯服的男子汉的威力到底是大呀!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你跟我说几句温存带人情味儿的话吧!”米卡恳求说。
我一下子放心了。一个查看自己兜里的证明和钱币的人通常表现就是这样。当他发现证明没有丢失,还在原处,转瞬间就把这些东西置诸脑后了。
“我爱你,”我对米卡这样说着,同时已不把她放在心上了。
米卡异乎寻常地默不做声。
“你在什么地方?”我问她。
“在这里。”
“你干吗不吭声?”
“我在流泪。”
也许她这台永动机是靠泪水来充电的。
舒拉的儿子巴什卡——一位七岁的男子汉——出现在走廊里。
“格列卡指的是什么?”巴什卡问我。
“什么格……”我不明白。
“就是格列卡坐船过河。”巴什卡解释说。
“指的是希腊人。”
“那干吗不说‘格列克’,而说‘格列卡’呢?
“那样就不顺嘴,不押韵了,”我说道:“那就要说‘克列克坐船过河啦’。”
巴什卡琢磨一下又说:
“格列卡这是他老婆。男人是格列克,女人是格列卡。”
“那样就成了‘格列卡坐船过河啦’。”
“也许他们希腊人不知道咱们俄语名词有格的变化呢。”
我在考虑怎么反驳巴什卡。巴什卡也在思考,注视着面前的一个地方发愣。
“我要向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奥兹米切里看齐,”他突然一下改变了话题。
“他是谁?”
“是边防军英雄。组织我们去参观过边防军博物馆。”
“你打算怎么向他看齐呢?”我感兴趣地问。
巴什卡看了看我。然后,朝墙上瞥了一眼,琢磨着。
“不知道,”他说道。“还没对我们讲过呢……”
离飞机起飞还剩下四十分钟。我在排队办手续。我的全部行装只是一个带“拉锁”的小提箱。我没有把箱子托运,免得以后又要等着取行李。
每当我等着办事的时候,我是不能同时又去思考问题,去看书报的。我只能等待,其他什么也做不了。我身上聚集着一股能动的潜在力量,我希望能做点什么,可又无事可做。我只好保持着一个有教养的人具有的谦恭态度站立着,可同时又感到自己象一听没有启开的,放在文火上的罐头。
我办完手续,便拎起手提箱走到一旁。
从空港到阿德列尔市是两小时的航程。从空港乘公共汽车到我家也是两小时的路程。因此,现在我可以认为自己是在旅途的正当中,然而我的感觉是我已大大走过了旅途的一半距离。
我完全摆脱开了我在彼得维利茨基小巷里的那个房间,摆脱开了器乐团,摆脱掉了米卡的爱情纠缠。我好象一个五分钟以前才走出牢门的人,感到自己无拘无束,十分自在。
我沿楼梯走上二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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