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原本是葛兰人生中最顺遂的一年。
那一年她三十八岁,印在教案上的称谓刚刚换成语文教研组组长,她的丈夫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银行小职员升任了副科长。为了女儿上中学的事,两人咬咬牙,卖了住了十多年的老房子,又跟各自父母借了点钱,终于从整日晒不到太阳、霉菌斑驳的小平房里搬到了学校附近一个新开发的小区里。房子不大,只有五十多平米,日子还是很拮据,可是她感觉生活像一颗紧巴巴的香菇突然泡进了温水,终于有了可供伸展的空间。还会更好的,她想。所以拿到那一年分班名册的时候,她感觉老天爷都在冥冥之中向她点头。
那一年的年级前两名都在她的班,第一名,段正翼;第二名,李远期。
办公室的邱老师半是羡慕半是嫉妒地说:“人要是在运上,拦都拦不住,听说段正翼还拿过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奖,绝对是个可以冲清华、北大的好苗子,这一届稳了。”葛兰不是张扬的性格,面对好运,她不愿意点破,听到这样笃定的恭维反而会引起她心里的一丝焦虑。
开学那天,葛兰特意早早到了教室,拿着名册一一对照这些新学生的脸庞。当老师有诸多辛苦,也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快乐。就像上学的时候最喜欢闻新课本冰凉的油墨味,当了老师之后,她最喜欢的就是开学当天,教室里充盈的新生的气息——新校服反射的晨曦,墨绿黑板上未干的水渍,窗外芙蓉树新落的花丝,身边高低起伏的嬉闹声,被上课铃收束起来的脚步声。十五六岁是她最羡慕的年纪,因为她深知未来三年,这些气息会慢慢被成绩单和书本遮盖,变成清凉油、速溶咖啡和小风扇混合成的腥腻汗味,漫天弥散,成为大多数人回忆起高中时最先想到的气味。当老师的幸运在于,每隔三年,一切都会重来,包括气味。
她还记得那天,段正翼很早就到了,被他的父亲一直送到教室门口。不是门口,而是座位上。
又不是幼儿园开学。葛兰心里怪怪的,她仔细打量着段锐锋父子。段锐锋身材非常高大健硕,穿着一身灰色运动服,一双银黑网格面跑鞋,葛兰认得这双鞋的牌子,一双至少两千。虽是运动服,但是看上去一点都不邋遢,头发也认真打理过,反而穿出了一种西装的笔挺感。相比之下,段正翼则朴素内敛得多,而且身形瘦弱,看上去只有段锐锋的一半细。他低着头,走路很轻,像在安抚一场随时会暴发的疾病。他亦步亦趋地跟在段锐锋后面,乖顺坐下,段锐锋回头望了他一眼,他弓着的背就瞬间调直,仿佛段锐锋用眼睛拧上了弦。但是段锐锋刚一离开教室,他的肩膀就松弛下来,像是提线木偶的丝线被剪断了。
李远期和姚蔓很晚才到,两人一进来,班里的哄闹声明显小了很多,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她们牵引着。两个人身高差不多,都是长发,扎着一样的头绳,像一对双生花,不仔细看还真的以为是姐妹,只是姚蔓更安静,找座位,拿课本,打量四周,一举一动的幅度都极小,像是怕碰洒了什么。就连自我介绍都要一直看着李远期,仿佛那里是她唯一觉得安全的地方。李远期则开朗得多,下课的时候专门跑到自己面前,眼睛亮晶晶地说:“葛老师,我们好有缘分。”葛兰盯着她想了半天,确实觉得眼熟,直到看到她那个破破烂烂的牛仔布笔袋,才恍然认出她是潭云街农贸市场里面那个熟食摊老板的女儿。
葛兰以前的家离农贸市场很近,每天下班都会去菜市场转一圈,熟食摊的田螺和咸菜味道极好,价格也公道,葛兰每次去买菜都会顺便买点熟食带回家,一来二去也和老板混了个脸熟。不过老板生性腼腆,不爱讲话,倒是她的女儿更像个能言善辩的小老板,傍晚人最多的时候她会站在摊子前喊着特价商品的价格,丝毫不露怯。有几次,葛兰去晚了,菜市场几近收摊,地上满是剩菜、垃圾。路过熟食店的时候,她总能看到老板在前面刷锅收拾,女儿在后面一个低矮的小折叠桌上埋头写作业,台灯光暗淡,蚊虫盘旋,但是那个女孩永远都是全神贯注的。看课本封面,还在上初中,比自己女儿大几岁,葛兰曾经默默感慨过,每一年自己的班里都会有几个这样条件的孩子,越是这样,他们越会把课本学得拧出水来。可惜的是,从每年的高考成绩来看,不是每个这样的学生都能换来好的结果。都说学习公平,但是在沙漠里跑步和在柏油路上跑步毕竟是不一样的。
葛兰又确认了一遍成绩单,第二名是“李远期”没错。那一刻,她心里的欣喜甚至大过了刚刚拿到分班名册的时候。教了这么多年书,她心里有一套看人的标准,一个学生将来能走多远,能做多大的事,她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会下意识做一个预判。这也是当老师的隐秘特权,就是可以把学生的人生当作样本来观察。当然,她不会说出来,她只是很享受参加往届生的同学聚会,目的就是印证自己的预判是否正确。事实证明,她少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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