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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苏学评孟非扬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到十三著录了“或非或疑或辩或黜”孟子者多家,其中就有苏轼《论语说》八条 。后来余允文著《尊孟辨》《续辨》《别录》(即《原孟》上中下三篇)以回击疑孟、非孟思潮,他在《尊孟续辨序》中谈及苏轼《论语说》非孟,在该书卷下,他将《论语说》中八条针对孟子的言论全都驳斥了一遍。 此外,苏轼在《子思论》中也有批评孟子之语,他说:“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以开是非之端。”然而,“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他进而认为孟子便是好于立论并开启争端的典型,他说:“昔三子(孟、荀、扬)之争,起于孟子。”又说“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 他将孟、荀、扬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之争主要归咎于孟子,认为子思并没有说性善还是性恶,但是孟子好立异论,遂唱性善之说,从而导致荀子和扬雄又别立新说。

在《尊孟续辨》列举的苏轼《论语说》批驳孟子的所有八条言论中,最为中心的问题就是人性论。这八条中有三条直接关系到人性论,其中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更是专门讨论人性。在《子思论》中,苏轼所说的“起于孟子”的“三子之争”,也是指人性论。在其《易传》卷七讨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时,苏轼同样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

苏轼的人性论主张与王安石颇为接近,也是主张性无善恶论。苏轼在《扬雄论》中较为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人性论的看法,他认为:“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而“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他认为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都是杂“才”言性,并未识得人性本真,进而认为:“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性可以发而至于善,亦可至于恶,但是善恶本非性所有,所以不当以善恶言性。 在其《易传》卷七中,苏轼进一步阐发其人性论见解云:

昔者孟子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非也。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见夫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性之于善,犹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尝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可乎?夫熟物则火之效也。敢问性与道之辨,曰:难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则声也,性之似则闻也。有声而后有闻邪?有闻而后有声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

苏轼说自己早年也赞同孟子性善论,在得读《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之语后,这才改变了看法。根据对《易》经这句话的解读,他认为“善”乃是“性”发生之后的结果之一,即所谓“性之效”,但不是“性”本身。关于见性与识道的关系,苏轼认为可以通过见性以识道。如此,则探讨人性就很重要,他说:“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天理。” 在苏轼看来,孟子也就并未真识得性,因而才主张性善论,但这会有碍于闻道,所以他在人性论这一点上屡屡批评孟子。《论语说》辩及孟子的八条中,最后一条是讨论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两语,苏轼也借此更加详细地阐发了他的“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的见解,更加细致地批驳了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和扬雄性善恶混论。

然而,苏轼对孟子的“怀疑”远远不及司马光、晁说之等人那么激烈,他与孟子不合的那些言论也远远算不上是非孟。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列录了苏轼《论语说》中八条针对孟子的文字,余允文《尊孟续辨》逐一进行了批驳, 但《论语说》中涉及孟子者似乎也只有这么八条,因为苏轼自己就说:“吾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 《论语说》一共有五卷 ,辩及孟子的这八条至多不会超过一卷,充其量也只占该书的五分之一。况且后来朱熹还评论说,“《论语说》亦煞有好处,但中间须有些漏绽出来” ,也对《论语说》持一定程度上的肯定态度,而且朱熹主要是批评苏轼所作的解说“有些漏绽”,并没有批评《论语说》攻击孟子 。而在其《读〈尊孟辨〉》中,朱熹进一步批驳了李觏、司马光和郑厚,但是并未将苏轼《论语说》的八条拈出来进行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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