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六月四日,美利坚大道
一八九九年,我出生的那年,海牙召开了一次和平会议。我记不得它的结果了,但从那以来,世界发生了两次难忘的大战,现在,我六十岁,在我一生中,和平谈判——有些涉及裁军问题——周而复始,时断时续。我写这篇文章时,五个东方国家,五个西方国家正在研究裁军,希望达成和平。最后听到的消息是,它们陷入了僵局,这是从事军备谈判的国家的正常状态。苏联建议,它们不妨“从头再来”。
西方有一种天分,所做的大约总是东方希望他们做的。我们前往巴黎,目瞪口呆地坐着,听任赫鲁晓夫吵吵闹闹。我们前往日内瓦,认真聆听苏联把自己描述成全面裁军与和平的缔造者。我们匆匆赶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一本正经地为自己辩护,洗刷“侵略”的罪名。我们与英国一道,欢庆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礼,第二天又与英国分手,重演我们对最后一刻外交一致的信任。我们使用“和平”一词,就像东方希望看到的——在总统正式讲话的最后一段,前面还加上“公正”和“持久”两个修饰词,好像和平是某种魔戒,一旦发现了,一切问题从此都不在话下。经历过近来巴黎的事件,连同那晚的挫伤,很难说西方还应继续陶醉在政治勃豀的消遣中。
苏联的军备,固然很可怕,但对我来说,更可怕的是他们对政治信仰,包括对政治统一的明确目标的献身精神。苏联公开宣称它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且正在大踏步前进。它的朋友,并非个个都摆出一副亲密无间的面孔,比如毛的中国、铁托的南斯拉夫、哥穆尔卡的波兰,但至少,统一是共产主义教义中的一个绝对观念。我们西方人是否只能旁观我们的对手大步前进。我希望不是这样。只有自由的人早上起来,感觉到他们也在前进,西方社会面临的危险才会消退。但除非我们有一个目的地,否则,前进只是徒劳,而西方的目的地却不明不白。或许我应当说,它只是对我模糊不清。从我们的政治家的讲话中,我也分判不清楚。
《生活》杂志,我看到,在关于“国家意图”的系列短文中,提出了自由世界的命运问题。这个系列的标题很醒目。美国的意图,西方每个人的意图,都体现在国家框架中。我们援助朋友,是“对外”援助。受援国崛起,是实现“独立”,因此在不断壮大的命运寻求者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主权政治单位。我们超出国界在一些重要地点建立军事基地,我们称之为“海外”基地,倒也没错儿。U-2飞机事件表明,美国飞行员是在土耳其的某个美国隐身处起飞,前往挪威的某个美国隐身处。这次著名的飞行显示了我们和我们的西方盟国被迫面对的奇特状态——世界越来越小,以致其他人的飞机场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的飞机场对他们也一样,而世界却不见进步,无法促使自由的人能聚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共享一个屋顶。近来,西方唯一的屋顶是广袤的天空,连同天上的飞机,飞机的飞越领空,以及不断打破的屏障。我们的科学家早就打破了所有已知的屏障,而我们其他人只管不辞辛苦地维持这些屏障。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宪法,无一不是在为此努力。我们的宅子,已经拆掉了一面墙,我们却一直装出风雨不侵的样子。
大多数人认为和平是一种天下无事,或天下无大事的状态。然而,和平要想降临在我们中间,赠与我们安宁和幸福,就必须有点好事才行。何谓之好事?我想它应当是共同体的发展,共同体缓慢但稳步地在被治理者的同意下,加冕成为政府。单靠缓解主权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能实现和平的生活,紧张关系无处不在。零打碎敲地缓和紧张关系,或许能给我们喘息之机,但我认为,一时的缓和或外交成功,很难为和平奠定全面基础。人们可以在今天晚上消除最后一处紧张关系,明天早上醒来,但见战衅丛生,四下充满熟悉的危机苗头。
近来,人们普遍认为,和平的关键在于裁军。随便推出任何国家一个或大或小的政治家,他几乎必然都会告诉你,削减军备是走向和平的必由之路。遗憾的是,裁军与和平没有多大关系。有时,我倒希望它们之间有点关系,否则,裁军何以名头响亮,吸引了这么多的关注。无论何时,只要军备成为一个议题,国家的首要考虑永远是保持强大,裁军不过是国家加强自己,削弱他人的手段而已。在这个赤裸裸的地球上,将裁军作为人道主义理想来推行的国家,不是伤心自己吃亏,就是蒙骗他人上当。
赫鲁晓夫主席最近发问,“有没有什么……办法,既能消除战争威胁,又不损害国家利益?”随后自问自答:“办法就是各国的全面和彻底裁军。”那么,人们即使相信赫鲁晓夫先生确实不乐意看到国家利益受损,仍然会怀疑有哪个国家,一旦销毁武器,就能消除战争威胁。我看怪罪军备引起战争,就像怪罪高烧诱发疾病。赫鲁晓夫叫喊全面裁军,就像他叫喊其他事情,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推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全面裁军不会让任何人免于战争威胁,它只能让人们面对战争,一时间只剩下赤手空拳。裁军空谈转移人们对事情本质的注意,事情的本质不在于控制武器,或武器本身,而在于创造必要机制,解决导致动用武器的那些问题。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