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艾伦湾
今天上午在东部,温度是华氏六十八度。相对湿度是百分之六十四。气压表的读数是三十点零二,仍在上升。卡罗尔·里德 不见踪影。轻柔的东风,吹皱了小湾的水面,一艘围网渔船泊在水面上,平底小渔船在它身后排成一串。苹果树开花了,比通常晚了两个星期,蜜蜂忙了做工——一共有六只。(如今,蜜蜂像马群一样,已经难得一见。)金翅雀憩在蒲公英上,鹅浮在池塘,墨蚊贴着有鳟鱼游动的小溪飘摇,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按航线飞往洛克兰。我写下这些笔记时,浣熊正在树杈上哺育一只幼崽,树杈引向树洞,里面,有她的小儿女栖息。
医生指令我做头部牵引,每天两次,每次十分钟。(没人知道该拿我的脑袋怎么办,所以他们干脆扯上一扯,就像气急败坏的机械师掉头离去之前,还要朝他的麻烦砸上一锤。)我在谷仓里,装备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牵引中心,用了一只帆布笼头,一截晾衣绳,两个电镀滑轮,一个十二磅重的铁锚,一只挤奶时坐的小凳,还有一只家燕。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可以让家燕掺和进来,我知道它会高兴的,结果也确实如此。它的新娘子踞在卵上,我踞在挤奶凳上,它踞在几英尺外挂挽具的楔子上,十分钟牵引期,它不断冲我格格傻乐,一边向它的配偶全程报道人如何同自己较劲儿,我的模样恐怕很像是在上吊自杀。
我想自打浣熊盘踞了屋前大树,这该是第四个春天,但我也记不清楚了,一年接了一年,流水般过去。她好像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她把幼崽养在距地面三十五英尺的树洞里,如此一来,她的卧房就与我的卧房近在咫尺,只不过在高度上占些便宜。每晚居然伴一窝浣熊入眠,这令我感觉怪异(当然也很开心)。一年里的这个季节,母熊来来去去,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如同我每天早上要刮胡子,晚上要喝上一杯。当然,她作为浣熊,惯于夜间出动;我则基本上是在白天出动,所以,我们就像考克斯与博克斯 二位,谁也不扰谁。我完全适应了她的作息——她八点十五分天色擦黑儿时离去,凌晨三点钟,一夜猎食后,将近破晓时,回到嗷嗷待哺的幼崽身边——甚至习惯了三点钟醒来,看她回家,欣赏天幕依稀映衬出她的剪影,她会在树洞周遭仔细嗅上一番,看她不在时有什么异常,是否有哪个幼崽没有听从吩咐,走出了树洞。
我与浣熊的缘分,始于孩提时代,我津津有味地读了已故的威廉·J. 朗格博士某书中的一章,名为“熊的小弟弟”,知道了迈利塞特印第安人 是如何称呼动物的。(朗格博士总是管熊叫“懵懂懂”,管山雀叫“小友露西西”。这类叫法让我大为兴奋,但如果我记得不错,同样迷恋大自然的西奥多·罗斯福对此却很不以为然。)浣熊的故事,我读了想必不下二十遍。那些日子里,逢到野生动物,我的想象力就很活跃,虽然我对它们一窍不通,但始终存一种敬畏感。今天,多少年平淡的日子过后,我发现自己的生活难以思议地丰富多彩,我住在柏油路旁的房子里,有热气取暖,电灯照明,浣熊在她的阁楼上打盹儿,树下,我的割草机闹闹哄哄地兜圈子。终于,我能为熊的小妹妹铺开了一爿绿毯。(我在旅途中,甚至碰上了朗格博士的女儿露易丝,但我们的周围没有浣熊,但她身上,不见一点迈利塞特印第安人的印记,我在场时,从没听她管大雕鸮叫“咕咕咕”,这让我不免难过。)
浣熊有她的两面性——在树上居住,又在大地上行走。雌浣熊在树上哺育子女时,本是一类。爬下树来,脚踏实地寻觅捕猎时,就成了另一类。在树上,她看上去安详优柔,下眼圈发黑,显得有些疲惫,引人同情。一旦踏上地面,事情就不同了,她似乎变得凶残、狡诈,恶的程度,较之大自然(本身并无恶的属性)中的一切,都不遑多让。如果我是印第安人,由我来命名动物,我会管她叫“那个总是醉醺醺的家伙”。今天上午,树洞里的状况或许糟糕透了。幼崽已经长得挺大,阳光热辣辣的,树洞里毕竟不大宽敞——它本来不过是啄木鸟的巢穴,时光拓展了它。现在,她出现了,不遮不掩地卧在门道下面的横杈上,四肢中有前后三肢懒洋洋地搭在树杈上,悬了一肢,随时准备用来抓牢。一夜辛苦后,她的皮毛乱糟糟的,一副精疲力竭、痛苦不堪的样子,孤苦伶仃的。偶尔,我在夜晚游猎归来,我们会同时睡上一觉,恢复体力,她倒在她的床上,我倒在我的床上,我从彼此的靠近和我们共同的苦难中得到安慰。
我想我看浣熊从树上爬下已有不下百次,即使如此,只要有可能,我从不错过一次观赏表演的机会。这成了一种仪式,而且我熟知她的每一个动作,就像芭蕾舞迷熟知他喜爱的舞剧的每一个动作。其魅力的秘密,就在于她懂得如何利用渐趋微茫的光线。刚开始从树上爬下时,表演者的身影清晰,是白日的一部分,十或十五分钟之后,事情结束,浣熊从树上移开最后一只爪子,脚踏实地,迈出第一步,此刻,她几乎已经朦胧莫辨,成了暮色和夜的一部分。太阳的沉落与浣熊的沉落相互关联:住在此地,能够从同一扇窗子看到日落与“熊落”,真是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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