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龟湾
我躺在城东第二大道与第三大道之间我的病榻上,从床头瞭望外面的椋鸟。床上,有三位民主党人陪伴我:哈里·杜鲁门 (在一份过期的《纽约时报》里),阿德莱·史蒂文森 (在《哈泼斯杂志》里)和迪安·艾奇逊 (在一本名叫《对本党的感想》的书里)。我让民主党人在床前陪我,是因为缺了一只獾狗,虽然实际上,每逢这种场合,弗雷德的幽灵总会浮现,他死去多年了,却始终追随着我。生前,弗雷德一向好与病人做伴,径直爬到床上,缠绵起来,很像那些别有用心的老医生,又往往只能添乱。整整一个阴暗的上午,我都得老大不情愿地在揉皱的毛毯上哄他,感觉他沉甸甸的体重,听他的无稽之谈。生前,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床上伙伴,死后,情况也没有很大改观——我仍然感到挤压,奇怪我为什么要容忍他与生俱来的粗鲁和矫情。
他在床上时,我惟一还算中意的是他的气味,出于某些原因,那不会刺激我的鼻子,却让我产生联想,有点儿像春天里牛棚或草场上的骨粉突然飘来的气息,让人感受到大地和人生的充盈。弗雷德的气味没有离他而去,现在就在我身边浮动,仿佛我刚刚打开一瓶廉价香水的瓶塞。他的香气也没有离开他的颈圈。不久前,我在一个储藏柜里翻腾,偶然撞上了这个硕大的、镶满饰钉的皮圈。我小心翼翼地拿起来凑到鼻子前,生怕他最后一次猎豪猪留下的刺扎到我。颈圈的气味非常浓烈——消散了最多不过百分之十。
弗雷德是当作獾狗卖给我的,不过,我购之心切,即便店主说他是一条爱尔兰狼犬,我也会买下这只幼崽。成交时,他刚有几个星期大,正是麻烦多多的时候。很快,他的麻烦结束,我的麻烦开始了。十三年后,他一死了之,按理说,我的麻烦也该到头了。但我不敢说果真如此。如今,他死后七年,我仍然觉得必须为他写点什么。有时,我下意识地怀疑,我是借着他来报复自己,补偿我为他搭上的时间和钱财。
他的皮毛呈红色,身架低而修长,像獾狗,一眼望去,当然给人獾狗的印象。但一旦用卷尺仔细量一量,再把他轰上磅秤,獾狗理论就破产了。他的随身证书是仓促之间,在宠物店的后间私下制作的,根本不足为凭。不过,我也没有理由去打扰爱犬俱乐部;如果真是一场欺诈,这欺诈到一九四八年,随着他的死去,也烟消云散了。他的一生,有那么多时间是在从事可疑活动,他的系谱也该是伪造的(如我所相信)才般配。
这里,我懒在病榻上,望着悬铃木曼妙的树枝在我们城市后院的天空中摇曳。这个季节,只能见到椋鸟和家雀,但很快,其他鸟儿都会露面,(顺便说一句,《时代周刊》为什么不辟一个“鸟类信息”专栏,类似于他们的“买方信息”?)弗雷德喜欢眺望窗外,观赏飞鸟,晚年尤其如此,当时,他因为动脉硬化,行动迟缓,必须以静代动。我想起在缅因时,他在我们床上的情景,那是一张有四根帷柱的大床,对他来说,就显得太高,非得有谁帮忙,他才能爬上来。白天,只要床上有人,不管我们中的一个是病了,还是在打盹,弗雷德都会出现在门前,也不敲门,径直进来。他的阔大的灰脸总带一丝见怪不怪的讪笑(撞见有人白天躺在床上),还有那种装出来的矜持。不管谁在床上,都会翻身下来,抓住他粗壮的脖颈上松弛的肉褶,费力拖他上床。他讨厌这番举动,床上的人也一样。个个死沉死沉的,谁都不舒服。但给人拎起,毕竟能登高望远,弗雷德也就容忍了,实际上,他还能容忍更难捱的事情——例如一嘴的豪猪刺,只要最后能获得某种奖赏。
一旦到了床上,他就会摆出观鸟的姿势,惬意地倚在枕头上,尽可能靠近窗子,他的浅棕色大眼睛闪射出期待的光,饱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渴望。他对自己的工作,似乎从不厌倦。他凝神观察,一副司法部特工人员的样子。瞄见一只飞过的扑动 或椋鸟,他就会转过身来,立即报告。
“一只鹰刚刚飞过去,”他一定是说。“还带了个小孩儿。”
这不能说全是在信口开河。弗雷德在许多方面都像个孩子,常常夸大其词,满足自己的想象和他对冒险的热衷。他是犬类中的塞西尔·B. 德米尔 。他是个狂热分子,在床上与我相伴的一位民主党人转述的话,刚刚勾起了我对他的记忆——是艾奇逊引用布兰代斯。“自由面临的最大威胁,”布兰代斯先生说,“来自一些人不知不觉中的侵蚀,他们狂热、用心良好,可惜缺乏理智。”在弗雷德眼中,每只飞鸟、松鼠、家蝇、老鼠、臭鼬、豪猪,都构成安全隐患,威胁到他的共和国。他对每一种活物,乃至若干死物,包括我儿子的足球,都有一套黑材料。
虽然鸟儿让他着迷,但他凝视窗外的浓阴时,真正希望的是能有红松鼠现身。看到红松鼠,弗雷德会从枕头上挺直,全身绷紧,片刻之后,开始颤抖。粗大前肢的关节,因为衰老已不再稳固,处于痉挛状态,他卧在那里,不错眼珠地盯了松鼠,前肢交错垮下,随后又支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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