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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伙伴

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龟湾

我躺在城东第二大道与第三大道之间我的病榻上,从床头瞭望外面的椋鸟。床上,有三位民主党人陪伴我:哈里·杜鲁门 (在一份过期的《纽约时报》里),阿德莱·史蒂文森 (在《哈泼斯杂志》里)和迪安·艾奇逊 (在一本名叫《对本党的感想》的书里)。我让民主党人在床前陪我,是因为缺了一只獾狗,虽然实际上,每逢这种场合,弗雷德的幽灵总会浮现,他死去多年了,却始终追随着我。生前,弗雷德一向好与病人做伴,径直爬到床上,缠绵起来,很像那些别有用心的老医生,又往往只能添乱。整整一个阴暗的上午,我都得老大不情愿地在揉皱的毛毯上哄他,感觉他沉甸甸的体重,听他的无稽之谈。生前,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床上伙伴,死后,情况也没有很大改观——我仍然感到挤压,奇怪我为什么要容忍他与生俱来的粗鲁和矫情。

他在床上时,我惟一还算中意的是他的气味,出于某些原因,那不会刺激我的鼻子,却让我产生联想,有点儿像春天里牛棚或草场上的骨粉突然飘来的气息,让人感受到大地和人生的充盈。弗雷德的气味没有离他而去,现在就在我身边浮动,仿佛我刚刚打开一瓶廉价香水的瓶塞。他的香气也没有离开他的颈圈。不久前,我在一个储藏柜里翻腾,偶然撞上了这个硕大的、镶满饰钉的皮圈。我小心翼翼地拿起来凑到鼻子前,生怕他最后一次猎豪猪留下的刺扎到我。颈圈的气味非常浓烈——消散了最多不过百分之十。

弗雷德是当作獾狗卖给我的,不过,我购之心切,即便店主说他是一条爱尔兰狼犬,我也会买下这只幼崽。成交时,他刚有几个星期大,正是麻烦多多的时候。很快,他的麻烦结束,我的麻烦开始了。十三年后,他一死了之,按理说,我的麻烦也该到头了。但我不敢说果真如此。如今,他死后七年,我仍然觉得必须为他写点什么。有时,我下意识地怀疑,我是借着他来报复自己,补偿我为他搭上的时间和钱财。

他的皮毛呈红色,身架低而修长,像獾狗,一眼望去,当然给人獾狗的印象。但一旦用卷尺仔细量一量,再把他轰上磅秤,獾狗理论就破产了。他的随身证书是仓促之间,在宠物店的后间私下制作的,根本不足为凭。不过,我也没有理由去打扰爱犬俱乐部;如果真是一场欺诈,这欺诈到一九四八年,随着他的死去,也烟消云散了。他的一生,有那么多时间是在从事可疑活动,他的系谱也该是伪造的(如我所相信)才般配。

这里,我懒在病榻上,望着悬铃木曼妙的树枝在我们城市后院的天空中摇曳。这个季节,只能见到椋鸟和家雀,但很快,其他鸟儿都会露面,(顺便说一句,《时代周刊》为什么不辟一个“鸟类信息”专栏,类似于他们的“买方信息”?)弗雷德喜欢眺望窗外,观赏飞鸟,晚年尤其如此,当时,他因为动脉硬化,行动迟缓,必须以静代动。我想起在缅因时,他在我们床上的情景,那是一张有四根帷柱的大床,对他来说,就显得太高,非得有谁帮忙,他才能爬上来。白天,只要床上有人,不管我们中的一个是病了,还是在打盹,弗雷德都会出现在门前,也不敲门,径直进来。他的阔大的灰脸总带一丝见怪不怪的讪笑(撞见有人白天躺在床上),还有那种装出来的矜持。不管谁在床上,都会翻身下来,抓住他粗壮的脖颈上松弛的肉褶,费力拖他上床。他讨厌这番举动,床上的人也一样。个个死沉死沉的,谁都不舒服。但给人拎起,毕竟能登高望远,弗雷德也就容忍了,实际上,他还能容忍更难捱的事情——例如一嘴的豪猪刺,只要最后能获得某种奖赏。

一旦到了床上,他就会摆出观鸟的姿势,惬意地倚在枕头上,尽可能靠近窗子,他的浅棕色大眼睛闪射出期待的光,饱含了对科学知识的渴望。他对自己的工作,似乎从不厌倦。他凝神观察,一副司法部特工人员的样子。瞄见一只飞过的扑动 或椋鸟,他就会转过身来,立即报告。

“一只鹰刚刚飞过去,”他一定是说。“还带了个小孩儿。”

这不能说全是在信口开河。弗雷德在许多方面都像个孩子,常常夸大其词,满足自己的想象和他对冒险的热衷。他是犬类中的塞西尔·B. 德米尔 。他是个狂热分子,在床上与我相伴的一位民主党人转述的话,刚刚勾起了我对他的记忆——是艾奇逊引用布兰代斯。“自由面临的最大威胁,”布兰代斯先生说,“来自一些人不知不觉中的侵蚀,他们狂热、用心良好,可惜缺乏理智。”在弗雷德眼中,每只飞鸟、松鼠、家蝇、老鼠、臭鼬、豪猪,都构成安全隐患,威胁到他的共和国。他对每一种活物,乃至若干死物,包括我儿子的足球,都有一套黑材料。

虽然鸟儿让他着迷,但他凝视窗外的浓阴时,真正希望的是能有红松鼠现身。看到红松鼠,弗雷德会从枕头上挺直,全身绷紧,片刻之后,开始颤抖。粗大前肢的关节,因为衰老已不再稳固,处于痉挛状态,他卧在那里,不错眼珠地盯了松鼠,前肢交错垮下,随后又支撑起来。

我发现很难传达这位出身低微的老警戒会 会员的特征,他是我的伙伴,虽然故去,却时时让人怀念。在我心中,他与众多的狗到底有哪些不同,竟至一再浮现,实际上,似乎根本就没有死掉?妻子始终认为,弗雷德对我极其忠诚,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但他的忠诚是一种机会主义。他知道,在这个农场中,我负责巡视全局,雄赳赳地从一个事发地点奔向另一个事发地点。这类工作让他着魔。他不习惯像牧羊犬一样,一步不落地跟在我后面,给我道义支持,有时还挺身而出。他自行办理平息乱子的业务,通常先于我到达现场,结果,乱子还在,我倒只能朝天上放空枪。他与大多数的狗确实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断打击、而不是鼓励主人的自尊。自从他告别了幼年时代,一生就再也没把我或者任何人放在眼里。唯一还能显示出一点眷恋的时刻,是我坐在车子的驾驶座上,他把沉甸甸的脑袋搁在我的右膝上。这一点,我很快察觉到,不是出于眷恋,而是因为晕车。接下来他就开始淌口水,这给我带来极大的不便,他的脑袋的重量迫使我踩油门时往往用力过猛。

弗雷德一生致力于挫伤我的尊严,而且成绩斐然。然而,他对我家的归属感,尽管少些眷恋色彩,倒也很强烈,很鲜明。说到底,这是因为他从我们众人、我们的活动中发现了一个错综而又无序的社会,激发了他的想象力,满足了他对喧嚣的需要和对真理的向往。当他慑服了六七只豪猪后,我们意识到,他与豪猪的私家恩怨令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所以,我们把他拴起来,免得他撕咬身边的每一棵树,每一只车轮,每一个邮筒或每一段原木,要么就悄悄潜入树林里。我觉得他永远都是将超长的皮绊扯到了尽头。弗雷德强烈憎恶这类羁绊,但他自有层出不穷的小把戏来打发时光。他从不肯卧下来,安稳一会儿。他在皮绊的长度范围内,继续探索、解剖、采集、查验、挖掘、实验、攫取、品尝、咀嚼、反刍。他没有时间沉思默想,但他始终保持了一丝信念,相信每一块普通的石头之下,每一段可疑的漂木背后,都藏了惊天动地的事机,乃至拯救国家的机缘。

不过,还是回头说说我床上的其他伙伴吧,这些敏锐的民主党人。他们都是些体面的大人物,无一例外,每天都忙于撰述、演讲、探求真理。在床罩上摆设秉承同一种政治信仰的人物,并非我的本意,他们聚在我面前,只不过因为他们有本事付印发表。所有这三位都说了些我感兴趣的事情,所以我在床上给他们腾了块地方。

杜鲁门先生在最近一期《时代周刊》上话旧,谈到一九四八年倒向“特殊利益集团”的新闻业,百分之九十对他成为总统候选人都抱有敌意,歪曲事实,导致他在那一个时期民望低落,企图阻止他向选民传达信息。这番武断、不合情理的说辞,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它真假参半,所有真假参半的东西都让我兴奋。床上一件真假参半的东西,就像粉碎机一样,能搅得人坐卧不安。我本人是个新闻业的二线从业人员,而且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感觉杜鲁门先生沮丧的表述中,有些纯属牢骚。一九四八年,杜鲁门先生精气神十足地展开他的铁路沿线小城镇之旅,短暂停留后又呼啸而去,努力程度,五倍于他的竞争对手。“共和党操控的报刊和广播”几乎报道了他说的每一句话,当然他们的社论和评论中也不乏嘲弄。千百万牵肠挂肚的美国人听了或读了他的言说,然后与社论相对照,然后默默走向投票站,把他送回总统任上。然后他们听了卡滕伯恩 的广播。然后他们听了杜鲁门嘲骂卡滕伯恩。一九四八年的反对声音,既不是坏事情,也没有造成毁灭性影响。它是健康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是必要的。没有报刊、广播和电视,杜鲁门先生根本不可能与那么多的民众沟通。一些新闻难免有歪曲之处,但歪曲本是党派新闻固有的东西,政治集会同样如此。我还从没见过一则不偏不倚的文字,不管是政治性的还是非政治性的。作者倒向哪边,文字就偏向哪边。没有人生来公允,虽然有许多人生来正直。美国新闻自由的美好,就在于偏向、扭曲和歪曲来自许多方向,读者必须筛选、核查、比照,才能得出真相。这一点他做到了。只有新闻的扭曲来自同一个出处,例如政府控制下的新闻制度,读者才会蒙了头。

民主党人不断叫屈,指责新闻业大都支持共和党,情况也确实如此。但他们该做的事不做,如何拨乱反正:他们不肯投身出版业。民主党人说,他们没有这笔费用,但依我看,他们缺的是某种气质,或者是某种勇力。

阿德莱·史蒂文森对批评的看法,几乎与哈里·杜鲁门正相反。史蒂文森在《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我非常清楚,在许多人看来,‘批评’一词如今成了一个丑陋的字眼儿。它差不多等同于‘离经叛道’。说到批评,人们会联想起种种场面,仿佛奸诈的激进分子,正在兴风作浪,摧毁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根基。批评意味着不服从,不服从意味着不忠诚,不忠诚意味着叛逆,等不到我们弄清楚怎么回事,这一来已经把批评与颠覆活动混为一谈,将政治批评视为反美活动,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最根本保障。”

我留意这番话,是因为我有同感,每个人都受他同意的看法吸引,尤其是当他缠绵病榻时。

艾奇逊先生的书派性十足,但也不乏克制,其中以相当篇幅描述了一九四七年在民主党治下开始,从此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忠诚与安全审查制度。我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是因为我同作者一样,相信安全机器扩张之日,就是安全失落之时。安全机器需要秘密警察。起初,这一机制是用来保护我们,防止政府的要害部门用人不当。随后,它迅速扩展,遍布非要害部门,最终侵入工商业界。就是在秘密警察的卷宗里,不服从悄然变成了不忠诚。秘密警察制度最初动摇,随后窒息,最终僵化了自由社会。我想近来伊斯特兰小组委员会对新闻界的忠诚调查就是个令人不安的事件。它似乎认定国会有权在报社办公室闲逛,教训管理部门哪些雇员很好,哪些不行。这类程序对立法者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假如它成了公认的惯例,势必导致肆意滥用。在极端条件下,它将摧毁新闻自由。

忠诚问题也与弗雷德有关,他从没像今天上午这样压在我心头。弗雷德极其忠于自己,每个强悍的个人主义者都是如此。他像哈里·杜鲁门一样,拥有坚定的信念。他绝对相信真理掌握在他手里。由于他忠于自己,我也就忍受了他的怪癖。实际上,他确实为我们家庭的整体健康与安全作出了贡献。他离去后,一切都不同以往。他基本上一贯唱反调。然而,他在分裂我们的同时,又将我们团结起来。他一边阻挠,一边推动了我们;一边批评,一边传播了信息。他的五花八门的异端邪说,听来刺耳,却坚定了我们的信仰。他又是个普普通通的讨厌鬼,这一点我不能忘了。

近来,“信仰”问题又出现在报刊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我现在要挪动挪动,欢迎一位共和党人来到我床上,与其他客人共聚。)公开宣扬祈祷,称大多数美国人都受宗教信仰的激励。(倒也没说错。)《先驱论坛报》的特写冠以大字标题——“总统称祈祷是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此类官方宣告显然在暗示,宗教信仰乃是民主生活的条件,甚至是其先决条件。这就完全不对了。总统想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祈祷,尽可以随便,(多数总统都很虔诚,花很长时间祈祷,一些总统甚至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但我认为总统不该鼓吹祈祷。这是另外一回事。民主社会,如果我理解得不错,是一个非信徒也能不受打扰的,自由自在的社会。如果美国只有五六位非信徒,他们的福祉将是对我们民主的考验,他们的安宁将成为民主的见证。本届政府不断示意,宗教信仰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先决条件,这让我心神不宁,我敢说,其他很多本分公民也会有同感。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收到了大量信件,赞同他一九五三年的就职祈祷。但他或许没意识到,那些为此事而惶恐不安的人,其实不大可能动笔,以免显得不虔诚,无信仰,不忠诚,甚至落下反美的罪名。我清楚地记得祈祷的情形。我并不反对祈祷,但我从来不能在电声伴奏下祈祷,今后大概也不能。然而,我仍然能感觉总统是真诚的,事事出乎天性,任何人,只要自然而然,我都不会挑剔。我相信我们的政治领袖应当有信仰,不妨通过他们的行动,有时也通过祈祷显示这个信仰,但我对他们鼓吹信仰持怀疑态度,即使理由只有一个:鼓吹信仰会让一些人不自在。民主制度关注的,是不教任何一个正直的人感觉不自在,我并不在乎他是谁,有多么古怪。

我希望信仰永远不会成为一种强制。一七八七年,我们的一位立国者说:“即使愚夫愚妇,也应有其代表在座。”这话有些奇怪,但却神圣,它历久弥新。昨天还有人在电视上提到。对政治纯正标准的任何一点暗示,都让我怀疑,我知道这将为当权者随意制定人类行为标准大开方便之门。

弗雷德是一个非信徒。他不崇拜肉身的上帝,也不崇拜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他当然也不崇拜我。假如他突然对我顶礼膜拜,我想,我必定感觉怪怪的,就像不知哪天,某位部长突然在加利福尼亚一次民主党的集会上宣读祷文:“我们确信阿德莱·史蒂文森乃汝等甄选之美国总统。阿门。”那么,上帝也会感觉怪怪的。

我尊重弗雷德的这个怪癖,尊重这种对宗教情感方面为狗制订的世俗规范的不顺从。我们家过去是,现在仍是民主社会的缩影,在这里,他不受打扰地生活,良心上很坦然。我希望我们国家永远不会让非信徒感觉拘谨,因为一个不留神,祈祷就会变成对合格公民的一项基本要求。我的妻子,注重精神生活,却从不去虔诚礼忏,读罢《先驱论坛报》上艾森豪威尔先生的祈祷号召,说了一番我永难忘记的话。“也许没什么,”她说。“但生平第一次,我开始觉得在自己的土地上像是个外人。”

民主本身,是一种宗教信仰。对一些人来说,它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宗教规范。因此,当我看到空中掠过正统观念的第一丝阴影,感受到它的第一缕冷森森的迷雾从海上潜入,我不禁浑身颤抖,仿佛刚刚看见一只鹰飞过,还抓了一个孩子。

无论如何,躺在床上,身边有这些友善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他们每个都很热忱,还有这一堆报刊简报,还有弗雷德,可以眺望冬日天空中的椋鸟,可以悬想又一次大选年的结局,连同那些狂热,那些扭曲,那些过激的行动,那些利益集团,毕竟是很愉快的。弗雷德死了,告别了一种过激的生活,我不介意也能这样。我喜欢阅读不断充实的民主之书中的所有这些文字——大部分都很冷静,颇有见地:艾奇逊谈安全,杜鲁门谈新闻,艾森豪威尔谈信仰,史蒂文森谈批评,全都在洋洋洒洒写个不停,全都在忙着改进、挽救、妥善维持这座最初奇迹般建造起来的结构。这是真切的。床上的喧嚣清晰可闻。史蒂文森先生说:“……从没有哪个文明如此执着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善与理性的终极秩序是可以认知和实现的。”这让我迫不及待地想爬起身来,迎接新的一天,就像弗雷德起身迎接他的每一天,而且他坚信,只要保持警觉,勤奋工作,所有的豪猪、所有的猫、所有的臭鼬、所有的松鼠、所有的家蝇、所有的足球、所有邪恶的飞鸟都能缉拿归案,有理性者,也就是他自己,将享有安全与欢乐。他对美好世界的疯狂想象不管多么荒唐,他谋杀看来不顺眼的每一个造物,只为建立正义秩序的计划不管多么有悖常理,我得承认:他确实在为此奋斗。

附记(一九六二年六月):这篇关于祈祷和弗雷德的文章发表后,引来大堆邮件——至少对我来说是一大堆。(我管六封信叫“一大堆”。)几封信来自在鼓吹祈祷问题上与我有同感的人,但他们宁肯一言不发。还有几封信来自其他读者,他们抱怨我对弗雷德的刻画(半是警戒会会员,半是持不同政见者。)自相矛盾,起码有些混乱。我想这类抱怨是有道理的:发表后的东西从不像我想得那么透彻,不过我的文字也从来不曾透彻过。

在一九六〇年的总统选举中,信仰与祈祷退居末座,首要问题在于天主教徒能不能入主白宫,或者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选民又来忙活,他们研究《赛马报》、《华尔街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他们分辨共和党人控制的新闻界吹来的风向;他们倾听电视上的八卦;他们奔走教堂,寻求指点;最后,他们断定,天主教徒可以当总统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一次胜负只在毫厘之间的较量,也是一次大体上有益健康的操练。

麦卡锡时代不久前刚过去,随后是生育社会时代(在美国,时代与时代之间,间隔越来越短——有些时代,似乎只延续了几天),我们发现身边又有一群人,提议制订一个标准,确保政治纯正,又有一批警戒会会员,忙着编制名单,决定谁是反共斗士,谁又低人一等。一九六二年的今天,保守主义是显赫的、时兴的正确事物,“自由主义者”则是一个语带轻蔑的字眼儿。每天早上,摆上我早餐桌的报纸上,自由主义者往往被称作“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意味着他们这批人,很可能全然不配“自由主义者”的名号,是些形迹可疑的人。幸运的是,伯奇协会 的会员没有麦卡锡参议员那么大本事,能煽动头条新闻,后者身为参议院某个委员会的主席,在新闻界的帮助下,设法将报章的头版变成了绞刑架,每天绞死新人,有时,在我看来,新闻界竟是毫无必要地给予合作,贡献版面,庆祝这个残酷的仪式。

最高法院裁定纽约公立学校祈祷案后,祈祷再次成为新闻的热门话题。从反应的激烈程度来看,人们会以为最高法院正在扼杀美国的宗教生活,整个国家都堕落了。但我认为,最高法院再度清楚听到了令我们的《宪法》变得崇高的一个简单主题的召唤:任何人都不应因拒绝与世推移而感觉不自在或不安全。纽约州,出于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开创了公立学校一个高尚的正统信仰时期,不时可见有儿童背负异类的污名,伫立在寒风中。我们的《宪法》关注的,正是这样的儿童——他的安宁,他的健康,他的安全,他的良知。这是一部多么宽容的古老文书,经过一次又一次解释,光芒闪射,竟是如此辉煌!

去年秋季的一天,我漫步穿过果园,进入林中,来弗雷德墓前凭吊。林木光裸裸的,野生的苹果树早就缠满葡萄藤,苹果从藤上垂下,没有一点羞涩。已经废弃的垃圾场,在草木繁茂的日子里隐没不见,现在袒露在眼前,堆满锈蚀的锅、锡罐和各类杂物。欧石楠的刺少了锐利,空气清新,小小的丘壑,以往很不起眼,现在换了一副面貌。倾圮中的弗雷德的墓碑,经加固后直立起来,我不知弗雷德是否终于获得平静。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有时,面对死亡,心中就会产生这样的悸动,我的不安下行至膀胱。我没有摆放花圈,只在桤木下小解一过儿,随后离去了。

这座墓地是我唯一还算定期探访的墓地——实际上,我只探访这座墓地。我有些亲戚,就长眠在本县各处的墓园中,我倒没有去那里祭扫的冲动,我自己也不免奇怪,何以要来私人垃圾场边这块芜杂的林地,只为这里埋了一条老狗。除了出门方便外(我不需要做任何准备),信步走来,也就到了——我来这里,不过是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弗雷德生前,每天都来这里巡查。)来至此处,我并无悲哀,也不悼念死者。我的那种莫名的忧伤,与墓地或墓地的占有者无关。这处墓地很简陋,时不时掠起一只山鹑,在这里,我倒常常感觉很好。但一切事物的终结,仍然都让我忧伤,这很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自私,或是睹物伤怀——心中所伤,不是狗的死亡,而是我自己的死亡,虽然它还没有发生,但面对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每一念及,常不免怅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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