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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统一

一九六〇年六月四日,美利坚大道

一八九九年,我出生的那年,海牙召开了一次和平会议。我记不得它的结果了,但从那以来,世界发生了两次难忘的大战,现在,我六十岁,在我一生中,和平谈判——有些涉及裁军问题——周而复始,时断时续。我写这篇文章时,五个东方国家,五个西方国家正在研究裁军,希望达成和平。最后听到的消息是,它们陷入了僵局,这是从事军备谈判的国家的正常状态。苏联建议,它们不妨“从头再来”。

西方有一种天分,所做的大约总是东方希望他们做的。我们前往巴黎,目瞪口呆地坐着,听任赫鲁晓夫吵吵闹闹。我们前往日内瓦,认真聆听苏联把自己描述成全面裁军与和平的缔造者。我们匆匆赶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一本正经地为自己辩护,洗刷“侵略”的罪名。我们与英国一道,欢庆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礼,第二天又与英国分手,重演我们对最后一刻外交一致的信任。我们使用“和平”一词,就像东方希望看到的——在总统正式讲话的最后一段,前面还加上“公正”和“持久”两个修饰词,好像和平是某种魔戒,一旦发现了,一切问题从此都不在话下。经历过近来巴黎的事件,连同那晚的挫伤,很难说西方还应继续陶醉在政治勃豀的消遣中。

苏联的军备,固然很可怕,但对我来说,更可怕的是他们对政治信仰,包括对政治统一的明确目标的献身精神。苏联公开宣称它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且正在大踏步前进。它的朋友,并非个个都摆出一副亲密无间的面孔,比如毛的中国、铁托的南斯拉夫、哥穆尔卡的波兰,但至少,统一是共产主义教义中的一个绝对观念。我们西方人是否只能旁观我们的对手大步前进。我希望不是这样。只有自由的人早上起来,感觉到他们也在前进,西方社会面临的危险才会消退。但除非我们有一个目的地,否则,前进只是徒劳,而西方的目的地却不明不白。或许我应当说,它只是对我模糊不清。从我们的政治家的讲话中,我也分判不清楚。

《生活》杂志,我看到,在关于“国家意图”的系列短文中,提出了自由世界的命运问题。这个系列的标题很醒目。美国的意图,西方每个人的意图,都体现在国家框架中。我们援助朋友,是“对外”援助。受援国崛起,是实现“独立”,因此在不断壮大的命运寻求者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主权政治单位。我们超出国界在一些重要地点建立军事基地,我们称之为“海外”基地,倒也没错儿。U-2飞机事件表明,美国飞行员是在土耳其的某个美国隐身处起飞,前往挪威的某个美国隐身处。这次著名的飞行显示了我们和我们的西方盟国被迫面对的奇特状态——世界越来越小,以致其他人的飞机场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的飞机场对他们也一样,而世界却不见进步,无法促使自由的人能聚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共享一个屋顶。近来,西方唯一的屋顶是广袤的天空,连同天上的飞机,飞机的飞越领空,以及不断打破的屏障。我们的科学家早就打破了所有已知的屏障,而我们其他人只管不辞辛苦地维持这些屏障。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宪法,无一不是在为此努力。我们的宅子,已经拆掉了一面墙,我们却一直装出风雨不侵的样子。

大多数人认为和平是一种天下无事,或天下无大事的状态。然而,和平要想降临在我们中间,赠与我们安宁和幸福,就必须有点好事才行。何谓之好事?我想它应当是共同体的发展,共同体缓慢但稳步地在被治理者的同意下,加冕成为政府。单靠缓解主权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能实现和平的生活,紧张关系无处不在。零打碎敲地缓和紧张关系,或许能给我们喘息之机,但我认为,一时的缓和或外交成功,很难为和平奠定全面基础。人们可以在今天晚上消除最后一处紧张关系,明天早上醒来,但见战衅丛生,四下充满熟悉的危机苗头。

近来,人们普遍认为,和平的关键在于裁军。随便推出任何国家一个或大或小的政治家,他几乎必然都会告诉你,削减军备是走向和平的必由之路。遗憾的是,裁军与和平没有多大关系。有时,我倒希望它们之间有点关系,否则,裁军何以名头响亮,吸引了这么多的关注。无论何时,只要军备成为一个议题,国家的首要考虑永远是保持强大,裁军不过是国家加强自己,削弱他人的手段而已。在这个赤裸裸的地球上,将裁军作为人道主义理想来推行的国家,不是伤心自己吃亏,就是蒙骗他人上当。

赫鲁晓夫主席最近发问,“有没有什么……办法,既能消除战争威胁,又不损害国家利益?”随后自问自答:“办法就是各国的全面和彻底裁军。”那么,人们即使相信赫鲁晓夫先生确实不乐意看到国家利益受损,仍然会怀疑有哪个国家,一旦销毁武器,就能消除战争威胁。我看怪罪军备引起战争,就像怪罪高烧诱发疾病。赫鲁晓夫叫喊全面裁军,就像他叫喊其他事情,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推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全面裁军不会让任何人免于战争威胁,它只能让人们面对战争,一时间只剩下赤手空拳。裁军空谈转移人们对事情本质的注意,事情的本质不在于控制武器,或武器本身,而在于创造必要机制,解决导致动用武器的那些问题。

我想,裁军就像一个海市蜃楼。我的意思,不是说它若隐若现,或虚无缥缈,我是说它本来就不存在。军舰,飞机,可以报废,军用物资可以销毁,士兵可以遣散,但只要维持军备的最初理由还存在,世界就无裁军可言。军备不过是处于蛰伏状态,为新的和更高程度的军备作准备。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似乎隐约可见的远景——一个缓和、规整、安全、友好的世界。裁军看来很不错,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很不错,不幸的是,销毁了枪炮弹药,不等于消除了混乱,裁军不是块可供停靠的乐土,它是政治现象导致的幻景,正如海市蜃楼是大气现象导致的幻景,一块并不存在的大陆。

武器令人操心,耗费钱财,人人都因此紧张。但武器不是,而且从来不曾是问题的根源。当今时代唯一必然产生危害的武器,是处于试验阶段的核武器,这是个新的和单独的问题,必须另行处理。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必将得到处理,理由在于,虽然它关系到均势,因此能够用来推进国家利益,但它给所有国家,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核国家和非核国家带来了同样的威胁——地球终将沉积过多的污染残留,再不能维持生命。所有国家都知道这一点,虽然有些国家不愿意承认。无论如何,禁止核试验,尽管对签署条约的国家来说充满危险,至少还有某种成功机会,只要签署国不放弃军备。签署退出爆炸核装置协议的国家,因其自我利益,必须遵守协议。核试验的垃圾,掉落在敌国的领土上,也掉落在自家的土地上,它像朝露一般覆盖大地。虽然国家可以找出各种动听的理由,背弃协议,利己的动机始终存在,对违反协议形成威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正面谈论停止核试验:在此情况下,国家的自我利益恰恰与整体利益重合,问题只在于人类如何在脆弱的地球上生存下去。通常,在谈判过程中,情况并非如此。裁军协议也是一样,刚刚签署完毕,就有上千个理由冒出来,引诱人们去违反它。

我们维持军备,这样,一旦有哪个国家不遵守诺言,我们可以有所凭仗,靠它来要求尊重,坚持立场,自行其是。现代武器,因其毁灭性以及其反噬发射武器者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难把握。人人之所以期待裁军,裁军的呼声日渐高涨,原因就在于此。但我们如何裁军?签署一份协定。协定又是什么?是人人都认为它很不可靠以致我们必须维持军备免得在有人违反它时身受其害的一种文件。换句话说,我们很严肃地建议签署一份协议,同意放弃在协议本身靠不住时我们非常需要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这真是件咄咄怪事。

裁军计划起草时,各国清楚表明,它们一如既往,既不相信他人,也不相信条约。它们坚持要有“控制”——它们称为“充分的”控制——还要有“核查”。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确立“开放天空”制度。每个人都同意条约必须是“可以执行的”,有人说应当由一个不设否决权、但附属于联合国的国际裁军组织加以执行。至于控制,倘若事关主权国家的内政,又有什么办法控制。联合国的设计者明智地在这一难题面前让步,他们设置了否决权,规定会员国的内部事务与任何他人无关。(匈牙利的暴动显示了国际生活的现状多么令人悲哀。)有可能借助公共舆论,或通过施加某种压力,影响一个主权国家,但没有可能控制它,除非动用武力。军备是国家的贴身内衣,想必不愿公之于众,在这个问题上,武器和对抗性武器的发展如此迅速,我们此刻甚至不知道下一刻希望控制些什么。国家生活是一种遮遮掩掩的生活。它一向都是遮遮掩掩的,我想它也必须如此。要想生活得光明正大,先得有一个光明正大的生活框架——与国际社会现有的任何东西都截然不同的政治框架。以控制与核查为支撑的裁军安排不是这样一个框架,它只能导致更多、更深入的遮掩。

我们能核查苏联吗?它能核查我们吗?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核查不过是为窥视者汤姆的国际军团发放许可证。我不相信它是行之有效的。它很可能孕育出一个反汤姆军团,一群窥视窥视者的家伙。在“开放天空”制度中,核查者持有操作者的许可证,它本身将处在所有国家都觉得必须时刻维持的开放间谍制度的监督下。开放天空制度,想法固然新颖,却已经落后于事态发展:领空已经不再是最高一层,太空还在它之上,在那里,东方和西方使用俯瞰下界的照相机相互拍照。

至于“执行”,军备协定就其性质而言,本来就是难以执行的。它的执行,须有一个君临当事各方的更强大的机构。当今世界现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不存在这样一个机构。国际裁军组织,即使依据条约创立,代表东西双方,赋予警察权力,也成不了这样的机构。这倒不是说,各国都将条约义务视为儿戏,不过,如果它开始威胁国家安全,违背了国家意志,对它就不能太认真了。在裁军“机构”的例子中,任何求助于它的企图都将随时引发动乱或战争。国家军备相对于联合军备,将迅速取得优势,因为国家军队服从国家意志,这是个变动不居的,活泼泼的力量,而国际军队则服务于签约国和现状,也即条约签署之日的天下大势。苏联希望这支警察力量隶属安全理事会,受制于否决权——简言之,警察是否挥动警棍,全看某个缔约国的心血来潮。

许多国务活动家认为,武器本身是邪恶的,应当销毁,就像碾死一条毒蛇。他们认为,武器的大量储存造成紧张局势,只因其存在,即威胁和平。这确实正确。不过,我怀疑,武器的存在造成紧张局势,而没有武器,或武器太少是否同样也造成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当今时代,战争只会导致“一片空虚”。我想,当今时代,裁军的结果一样如此。军备竞赛是件可怕的事情,但八十个主权国家突然没了武器,实在是太恐怖了。人们甚至可以假设,苏联之所以提出极其合情合理的裁军建议——四年实现全面裁军,全因为它很恐怖。独裁者对真空情有独钟,他喜欢惊吓民众。当前的裁军,只会加剧,而不会消除战争危险。今天的武器毁灭性极大,不宜投入使用,所以它们安安稳稳地戳在那里;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奇特局面,有武器比没有武器更安全。如果现代武器使战争成为不可能,我们何妨保留它们,直至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再不需要战争。

命中注定,我只能空想裁军,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差事。今后几年武器的动向,可能拯救我们所有人,也可能毁灭我们所有人。在此形势下,人们很难放心大胆地发表任何议论,担心这会对事态发展产生某种微妙的不利影响。

赫鲁晓夫在致达格·哈马舍尔德 的信中说,“全面和彻底裁军不会让任何一方占便宜。”这是一派胡言。享有种种优势的一方准备从裁军中捞取好处,一刻也不想失去武器的一方准备从裁军中捞取好处,以谎言作为国家政策手段的一方准备从裁军中捞取好处。如果裁军没有便宜好占,赫鲁晓夫先生根本就犯不上耗神费力。他看中裁军,是因为它的宣传价值,这让他有机会把我们从先进的军事基地上赶走——这是苏联缔结裁军协定的先决条件。

或许,当今时代,和平的最宝贵线索应当从苏联自身的恐惧中去发掘,他们的恐惧有很多。他们的最大恐惧,显然是西方民主国家将团结一致,积极行动。苏联随时准备分化我们,我们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他们搬弄是非。赫鲁晓夫先生三月份访问巴黎,主要是为了挑动法国反对西德。他在高峰会议上的歇斯底里和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诋毁,是为了煽动仇恨,威胁碰巧卷入间谍卫星事件的国家。如果西方内部陷入纷争对苏联非常重要,那么,同样重要的就是,自由国家应当不仅作为有共同利益的老朋友,还要作为不断发展的政治康采恩,肩并肩站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待进行圆满的公开讨论,因为人们很少严肃谈论这一问题 。西方国家满足于一些已知的技巧——外交、联盟、集体安全、讨价还价、最后关头的相互声援。几个月前,美国和英国在核试验安排上需要作出一项决定,麦克米伦不得不在最后时刻飞到这里来,仓促磋商。这种临阵磨枪的做法本无必要。令人震惊的是,这两大英语国家,都有核武器,都有结成世界屏障的愿望,各自的生存都取决于对方,谁也不能肯定它是否能生存下去,却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贯彻其人民意志的政治机制,不得不眉来眼去,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商讨出个决定。在这个命运攸关的十年,英国和美国让我想起了劳瑞·李的书中那只神奇的双头羊:“它可以唱出和谐的混声,又没完没了地自己同自己斗嘴。”

是啊,政治家都是些忙人。大致说来,我们付钱给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从纯粹的理念或理性出发,陶醉于塑造理想世界;他们必须尽力引领我们走向胜利。公职人员责任繁重,又看不上必然令选民厌烦的理论概念。但我认为,政治家如果谈论法治,就应当说明白他的想法:谁是这项法律的创立者?谁是执行者?他们从谁那里得到授权?地理条件如何?它存在于怎样的框架中?问题很简单,我们西方人尚未尝试某种政治发明,我们没有去创建一种政治框架,导致友好国家四分五裂的离心力仍在起作用,我们处在混乱状态中,“法治”是讲话结束时冒出的一个含糊字眼儿,而不是一些人眼中闪烁的光芒。

或许,现在不是探讨西方统一基础的适当时机。许多人会说,虽然在梦想家看来,自由民主制资本主义国家的联邦国前景美妙,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却过于麻烦,值此多事之秋,只会搅得我们动荡不定。我们太想建立更高层次的秩序,没准反倒失去我们现在享有的一点秩序,给我们的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其他人会说,自由国家的政治统一如果成为复杂的现实,只能加剧东方的挑战和愤怒。还有人会说,大多数人反感统一,它让事情变得无趣。

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说明了强化西方社会秩序的不可取。然而,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却欢迎与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欧国家,实际上,与任何在被治理者同意下进行治理的国家实现政治统一的欢腾场面。这样我将觉得,虽然眼下多了些危险,但我的立足点更高,可以展望无限风光。

让我们来追求英国式的自由,也就是桑塔亚纳 描述的“自由人的渐进合作,民主中的自由”。联邦大厦中的英国式自由——需要靠魔咒来召唤的幽灵!“它不会受制于美国人的鲁莽和冲动,”桑塔亚纳写道,“或湮没在众多异族相互对立的本能反应中,它将在极为充分的融和中和全新的状态下获得通过。”当然,自由国家的联邦,即使国家单元不受触动,人民获得新的和更大主权,仍然还是个遥远的未来,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但我们一旦认定了这一形式,毫无顾忌地拥抱它,我们就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政治目的地的显现,给了我们欢乐和纪律。自由从来都不是没有限度和节制的,它只能随着人的想象力而扩展。

在关于裁军的旷日持久的辩论中,曾有一段话,很值得人们记取,这段话来自去年十月号《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是萨尔瓦多·马达里亚加 ,许多年来,他一直站在国家联盟的有利角度上,关注裁军进程。马达里亚加先生的文章的结语,应当对每一个自由国家有所教益和启迪。

“今天的问题,”他写道,“在于共产主义只懂统一,不懂自由,自由世界只懂自由,不懂统一。双方之中,谁最先将自由与统一结合起来,或将赢得最终胜利。”

我从未见过有谁把这个问题讲得如此透彻,也从未读到过一段更能令我信服的预见。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断谈论“正义的和平”,但没有勾勒出一个蓝图。外交、条约、国家理想、热的和平谈判、冷的和平谈判、亲善巡访、谍报、外援、外贸、对外关系——我们能够相信的砖石瓦块,似乎尽数在此。从这里,很难期待建立起正义,时不时地,好处总会有一点,是运气使然,并非管理有方。我们的国家战略大体是这样的:决不气馁,时刻警惕,但乐于谈判,善待朋友,广结人缘,保持强大,走向外空,拖延时日,正义,连同法治,最终必将实现。

正义是和平的先声,我很怀疑能从帽子里变出正义——有些人就是这样认定的。正义的家园,奠基于政府框架中自由与统一的结合。任何地点,社会的任何层面,只要有正义,人类的问题就能自动得到解决,因为解决的方法令人高兴。统一不是海市蜃楼,它是遥远的彼岸。我相信,至少,我们应当向这个美好的彼岸进发,虽然我们大多数人终此一生都不会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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