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务活动家认为,武器本身是邪恶的,应当销毁,就像碾死一条毒蛇。他们认为,武器的大量储存造成紧张局势,只因其存在,即威胁和平。这确实正确。不过,我怀疑,武器的存在造成紧张局势,而没有武器,或武器太少是否同样也造成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当今时代,战争只会导致“一片空虚”。我想,当今时代,裁军的结果一样如此。军备竞赛是件可怕的事情,但八十个主权国家突然没了武器,实在是太恐怖了。人们甚至可以假设,苏联之所以提出极其合情合理的裁军建议——四年实现全面裁军,全因为它很恐怖。独裁者对真空情有独钟,他喜欢惊吓民众。当前的裁军,只会加剧,而不会消除战争危险。今天的武器毁灭性极大,不宜投入使用,所以它们安安稳稳地戳在那里;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奇特局面,有武器比没有武器更安全。如果现代武器使战争成为不可能,我们何妨保留它们,直至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再不需要战争。
命中注定,我只能空想裁军,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差事。今后几年武器的动向,可能拯救我们所有人,也可能毁灭我们所有人。在此形势下,人们很难放心大胆地发表任何议论,担心这会对事态发展产生某种微妙的不利影响。
赫鲁晓夫在致达格·哈马舍尔德 的信中说,“全面和彻底裁军不会让任何一方占便宜。”这是一派胡言。享有种种优势的一方准备从裁军中捞取好处,一刻也不想失去武器的一方准备从裁军中捞取好处,以谎言作为国家政策手段的一方准备从裁军中捞取好处。如果裁军没有便宜好占,赫鲁晓夫先生根本就犯不上耗神费力。他看中裁军,是因为它的宣传价值,这让他有机会把我们从先进的军事基地上赶走——这是苏联缔结裁军协定的先决条件。
或许,当今时代,和平的最宝贵线索应当从苏联自身的恐惧中去发掘,他们的恐惧有很多。他们的最大恐惧,显然是西方民主国家将团结一致,积极行动。苏联随时准备分化我们,我们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他们搬弄是非。赫鲁晓夫先生三月份访问巴黎,主要是为了挑动法国反对西德。他在高峰会议上的歇斯底里和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诋毁,是为了煽动仇恨,威胁碰巧卷入间谍卫星事件的国家。如果西方内部陷入纷争对苏联非常重要,那么,同样重要的就是,自由国家应当不仅作为有共同利益的老朋友,还要作为不断发展的政治康采恩,肩并肩站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待进行圆满的公开讨论,因为人们很少严肃谈论这一问题 。西方国家满足于一些已知的技巧——外交、联盟、集体安全、讨价还价、最后关头的相互声援。几个月前,美国和英国在核试验安排上需要作出一项决定,麦克米伦不得不在最后时刻飞到这里来,仓促磋商。这种临阵磨枪的做法本无必要。令人震惊的是,这两大英语国家,都有核武器,都有结成世界屏障的愿望,各自的生存都取决于对方,谁也不能肯定它是否能生存下去,却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贯彻其人民意志的政治机制,不得不眉来眼去,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商讨出个决定。在这个命运攸关的十年,英国和美国让我想起了劳瑞·李的书中那只神奇的双头羊:“它可以唱出和谐的混声,又没完没了地自己同自己斗嘴。”
是啊,政治家都是些忙人。大致说来,我们付钱给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从纯粹的理念或理性出发,陶醉于塑造理想世界;他们必须尽力引领我们走向胜利。公职人员责任繁重,又看不上必然令选民厌烦的理论概念。但我认为,政治家如果谈论法治,就应当说明白他的想法:谁是这项法律的创立者?谁是执行者?他们从谁那里得到授权?地理条件如何?它存在于怎样的框架中?问题很简单,我们西方人尚未尝试某种政治发明,我们没有去创建一种政治框架,导致友好国家四分五裂的离心力仍在起作用,我们处在混乱状态中,“法治”是讲话结束时冒出的一个含糊字眼儿,而不是一些人眼中闪烁的光芒。
或许,现在不是探讨西方统一基础的适当时机。许多人会说,虽然在梦想家看来,自由民主制资本主义国家的联邦国前景美妙,这方面的实际工作却过于麻烦,值此多事之秋,只会搅得我们动荡不定。我们太想建立更高层次的秩序,没准反倒失去我们现在享有的一点秩序,给我们的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其他人会说,自由国家的政治统一如果成为复杂的现实,只能加剧东方的挑战和愤怒。还有人会说,大多数人反感统一,它让事情变得无趣。
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说明了强化西方社会秩序的不可取。然而,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却欢迎与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欧国家,实际上,与任何在被治理者同意下进行治理的国家实现政治统一的欢腾场面。这样我将觉得,虽然眼下多了些危险,但我的立足点更高,可以展望无限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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