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以前会在“冰室”里用唱片机放爵士乐给我听。我们给这个房间取名为“冰室”是因为窗户透风,很冷。但“冰室”也有温暖的时候:我们会在里面玩耍、放唱片,我和我姐姐会打扮好在里面设计舞步。
我父亲会跟我解释,戴夫·布鲁贝克的《五拍曲》是用5/4拍写的,着实了不起。我父亲很崇拜戴夫·布鲁贝克,还崇拜戴夫·布鲁贝克四重奏的萨克斯手保罗·戴斯蒙德。保罗·戴斯蒙德因肺癌去世,享年52岁。无巧不成书,我父亲有一次在机场的通勤大巴上跟戴夫·布鲁贝克坐在一起。我父亲认出了他,说他从小就崇拜他,他们因此攀谈起来。戴夫·布鲁贝克告诉我父亲,保罗·戴斯蒙德会带病演出,即使奄奄一息也要用尽最大力气吹出最后一个音符。一落幕他就倒下了,乐队成员把他抬了下去。
我父亲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年纪,他成了翻版的保罗·戴斯蒙德。保罗·戴斯蒙德用尽力气吹萨克斯,我父亲则努力陪伴身边的人。他让我们放松,给我们讲笑话,问我们过得好不好,记得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我父亲刚确诊的时候,是在他失业一年以后刚找到新工作之时,他天天从芝加哥开车去威斯康星州拉辛县,单程都要一个半小时。他有时会在回家的路上给我们买威斯康星州的特产酥皮卷。他生病以后不能没有保险,所以不能失业。他还要养家。他得在漫长无趣的车程中思考点什么。他努力维持着正常生活,坚持让我上学,不让我因照顾他而虚度青春。
相反,他会给我写长信,探讨无条件的爱有什么特性,探讨诗歌的起源。可能他会在去拉辛县的路上思考要写的内容。我有时间就会回家。有一天我放假回到家,看见他快步走向卫生间,裤子掉在脚踝上。他瘦了很多,已经没法自己提起裤子。我知道他很不想让我看到这个场面。他想让我待在学校里假装一切正常有无数个原因,这就是其中之一。
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也会在冰冷的医院里逗人发笑。这是他用尽力气吹最后一个音符的方式。
我父亲的肿瘤科大夫是一个正统犹太人。他去医院看我父亲,告诉我父亲整个肺都长满了瘤。他用带着哲学意味的温柔告诉我父亲或许还能活几天,也可能还能活几个月。他身上的宗教气息和哲学气质莫名给了我父亲其他医生给不了的安慰。我父亲说,他希望葬礼上有整装的乐队演奏《众圣徒进行曲》。
临终的那几天父亲也在医院度过。他和我母亲说她是他的牵挂,然后第二天他就不能说话了。但他还能听见我们说话,我母亲就说,他可以放心走。他解脱了。
那时我在开车。我在芝加哥西北部的城郊,离医院不远。我也不知道当时在干什么,反正是忙一些杂事。我回去的时候,全家都聚在一起。窗外,月亮正升上夜空。他们说,你快回来。我父亲抓着床单,抬起头。他呼出的气息流向病房,一阵暖流注入我的身体,他走了。
我母亲抱住他瘦弱的身体,然后开始哀号:“啊,啊,我把他肋骨弄断了,我把他弄伤了……”我叔叔轻声告诉她,我父亲再也不会受伤了。
我的记忆是这样。但亲历死亡以后,记忆就不能全信了。在我眼里,我父亲的死是童书书页中的洞。你知道埃里克·卡尔写的绘本《好饿的毛毛虫》吗?毛毛虫在某一页上咬了一个洞,之后你翻的每一页上都有一个小洞。不过我很确定,有乐队在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的公理会教堂演奏了《众圣徒进行曲》。
中国有个寓言故事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故事讲述的一段内容是,有个年轻人骑马摔断了腿,邻居都说他运气不好,他父母却说“焉知非福”。过了一阵,边疆有战火,青壮年都应征入伍,这个年轻人因为摔断了腿免于参战。邻居都说他运气好,他父母却说“焉知非祸”。
我回想起我怀了双胞胎以后拿到的那盒幸运饼干——里面的纸条写着“释放内在,才能拯救自己”。
从最基本的医学角度来看,生下双胞胎以后我的脸瘫痪了,没有危及生命。但正因为我脸瘫痪了,我发现了一个能救我全家人性命的秘密。
也许双胞胎切切实实救了我和他们的姐姐。这么说来,特发性面神经麻痹真是一份厚礼。
我爱上了“也许”这个词。现在我满脑子都是这个词。也许我的康复并不那么明显;也许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完全医治你,却有很多耐心的医生指导你;也许这个过程比预期的要长;也许你可以稍作休息;也许写写你的经历会有帮助;也许在你看不见之处,有人正学习如何单腿站立,有人在学习再展笑容,有人在学习重新呼吸,有人过着无法预料、只能想象的不对称生活,有人正在重新定位自己,他们可能只有一个乳房、一条腿、一个肺、一个肾、一只手。
这些不对称之间有不平等,就看具体怎么纾解痛苦。也许虚假的平等和完全不去想象他人的痛苦一样恶劣。也许我们都在寻求某种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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