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还小,我从来没考虑过教职。但是双胞胎一岁半的时候,我开始在耶鲁大学教剧本写作。宝拉因为一场戏剧制作工作需要离开一个学期,请我代她教学。我从来不拒绝宝拉。站在托尼右边的女士安妮正好是托尼的老师和导师,那天为我们主持婚礼。
宝拉是我20岁失去父亲后,支持我继续写作的人,是我26岁肾脏感染时,坚持让我治病的人。那个时候我没有医疗保险,是宝拉给了我500美元让我治病。话说这笔钱一直在传递,我后来雪中送炭给了一位年轻的作家。因为宝拉说等我有能力的时候,这笔钱不要还她,而是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年轻作家,就这样,这笔钱像是一个礼物一直在传递。而宝拉给我的礼物却无法估量。
安妮·斯特林、托尼、我和宝拉·沃格尔在我们婚礼上
所以当宝拉让我帮她代课的时候,虽然我的孩子们都还小,体力也有限,但我还是立即答应了。教学是一种救赎——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别人,正是我需要的。每周我坐美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到纽黑文市去,因为它是最安静的列车,也是美国唯一宣扬公共场所需要保持安静的列车。我等着列车员发出模式化的广播“请保持图书馆般安静的氛围”之后,就可以坐下来阅读和写作了,可以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不被打扰。
而那也是我生命中少有的安静时光。
当第一次见到我的学生时,我一直在犹豫,是告诉他们我不对他们微笑是因为我患有面瘫,还是假装一切正常,让他们猜测我只是有点冷漠?学生可能比我脆弱,所以我还是决定提前告诉他们我患有特发性面神经麻痹,唯恐我的扑克脸伤害他们,让他们以为我不喜欢他们或者不喜欢他们的剧作。我说如果我在听的时候露出不赞同的表情,那就是我的脸背叛了我,那不是我内心所想。学生对老师的言语和表情非常敏感,因此我不时地加入一些赞同的低语肯定他们。
我安排了一些破冰游戏让学生们在学期开始就互相熟悉起来,比如两人一组安静对视,相互观察。
我做这项活动出于两个目的:首先,凝视一个人的眼睛两分钟就能立即产生了解这个人的感觉(这是被亚瑟·阿伦的爱情实验充分证实的,而且在流行文化中被极大地简化了)。其次,我希望学生们能深刻感受被观察的时候是多么的脆弱。
我个人发现这个练习非常不舒服,尤其是作为被观察者时。当我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如果处于被观察者的位置,我就假装自己是观察者角色。这是我忍受被观察的唯一方式,尤其是现在还患有特发性面神经麻痹。剧作家作为永恒观察者的角色总是适合我,我喜欢观察别人而不是被别人观察。我开始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的冰冻脸让我更深地陷入了这种境地。我能在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是由于我自欺欺人地认为我只是观察者,躲在我的扑克脸后边,置身事外。如果谈话时我想做出眉飞色舞的表情,我的脸就很扭曲;如果我有着中立的观察者的脸,我就能控制我的脸部痉挛。
换句话说,如果我始终保持一副严肃、毫无表情的面孔,许多人就猜不出我的面部残疾。只有我试图咧嘴一笑,让观众更充分地进入我的情感状态时,我扭曲的脸才会背叛我——哦,如果我说话的话也会这样。这种作为观察者的处世方式的严重缺点是,我看起来很孤僻或冷漠。再严重一点——如果身体可以影响内心,我不仅显得更加孤僻和冷漠,我也会真的变得更加孤僻和冷漠。
还有,作为一个出生在热情的伊利诺伊州的人,我往往会被冷漠的评论刺痛。
* * *
我18岁时,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我得到这个消息后严重失眠。我在普罗维登斯浪荡了几个月。在彻夜未眠之后的凌晨五点,我还在所有商店都关门的街上试图寻找一些生命的迹象。后来我去了布朗大学的心理服务中心,希望他们能给开一些安眠药。和一位治疗师预约后,当然,她想知道我父亲是如何被诊断为癌症的,但是我不想谈论这些。
她挑眉看着我,问我是否愿意跟我的室友谈论我父亲的癌症。“并不,”我说,“我们没有那么亲密。”治疗师显然想更深入了解:“你为什么跟室友不亲密?”“我们没什么共同点,”我告诉她,“她听的唯一专辑是Stand by Me原声带,一遍又一遍地听。”
治疗师继续问:“你觉得你的室友是怎么看你的?”
我讨厌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说。同时非常不舒服地把脸转向一边,我意识到我可能得不到想要的安眠药了。
然后治疗师提出了若干可能性:“她觉得你冷漠?挑剔?不友好?势利眼?”
回到宿舍我大哭了一场,但拿到了三片蓝色的安眠药,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冷漠、挑剔、不友好、势利眼。
我后来逐渐想借助舞台上演员们的表演来表达我的愤怒和悲伤,是偶然的吗?
在往返耶鲁大学的路上有两个小时的安静时间,我又开始写作了。我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作,但我想如果我能从早到晚构思,睡觉前再把想法写下来,我就会战胜混乱。我写这些短文来保持思想自由,从没想过要出版,但最终它们合成了一本书,书名叫《我没有时间写的100篇文章》。
在耶鲁,我遇到了一个名叫马克斯·里特沃的优秀学生。他刚来我的教室上课的时候20岁,看起来就像一位古代的圣人。他那时正从儿时疾病中恢复,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让我想起为什么当初想从事写作。在我上剧本写作课的时候他的癌症又复发了。剩下的时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写作。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我在乘坐火车时给他写长信,以分散他对化疗的注意力。我们一起整理了往来的信件,编成了一本书。我们一起喝汤和交流。在他做完一次特别痛苦的肺部手术后,我们拍了一张自拍照,我们俩看起来都很开心。尽管他身体极度痛苦,但他看起来还是很高兴;尽管我得了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但我看起来还是很高兴,因为僵掉的那半边脸没在镜头里。
马克斯·里特沃和我的合影
马克斯教给我的风度和体面,比我希望他这样的年轻人知道的更多。不幸的是,他在24岁的时候还是因癌症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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