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不习惯我的“僵尸脸”,而且我意识到,如果不用笑容对陌生人表示友好的话,该用什么方式呢?微笑是每天的常用表情,在银行大堂里,工作人员的笑容跟棒棒糖一样是服务必需品。但当你搬到纽约的时候,就要收起那些友好的、夸张的、无忧无虑的笑容了。
我曾经研究过美国人的笑容,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不同地区的语言不同,我们用微笑对不太认识的人表示友好。而在很多非移民国家,笑容代表社会等级制度,对陌生人微笑可能是一种禁忌。
无论如何,我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试着不用微笑来交朋友。我遇到了一位跟我同一天生了双胞胎的妈妈,她是剖宫产,她丈夫用轮椅推着她来看孩子们。
2月的室外仍然很冷。我的冰冻脸就像寒冷的天气和凉透的心情一样。我每天两次打车从所住的斯泰弗森特镇到西奈山医学院看望孩子们,用母乳喂喂他们,放在怀中抱抱他们,然后回家睡觉。下午5点,托尼和我再去医院,之后会在街角的餐厅吃饭,我一般会点夹肉面包、巧克力奶昔和土豆泥,吃的都是软嫩的、好嚼的食物,这些是我能想到的高能量的母乳喂养食物。
当我和托尼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时候,从来没见医生巡视,也没人来说明霍普和威廉的情况。护士给我们的信息太少了,这让我觉得他们很讨厌。越讨厌他们,我就给他们带更多的食物,带的食物越多,我想他们会越关注我的宝贝们——把他们从保温箱里抱出来,叫着他们的名字。虽然他们的信息牌就挨着监视器,但护士们还是经常把他们称作婴儿A和婴儿B。
我的理智告诉我,护士的工作效率和专业知识才是保护孩子的关键,但我希望他们能记住我的孩子的名字。我觉得他们越关注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所以我给护士们带了甜甜圈和巧克力,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暗自讨厌他们。只有一位特别好的护士——艾奥瓦州的凯蒂,把霍普和威廉真正当作拥有独特个性的婴儿对待,把我当作他们的母亲而不是闯入的访客。在家里,只要听到电话响,我就立即跳起来去接。
3天后,孩子转到普通病房,仍然没有任何解释,我们也不确定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跟我们一个病房的,还有一个叫罗克斯的家庭。
他们的双胞胎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待了两个月,但据我们所知,他们几乎没来医院看望过,凯蒂说罗克斯先生都没有抱过孩子。有一天,罗克斯先生来了,我看到他是第一次抱孩子,两个月来他根本不敢抱孩子,因为他们看起来太瘦弱了。
“伙计,伙计……”他轻轻地对他的宝贝说。
他看上去太脆弱无助了,我移开了目光。
我已经在医院里周旋几个月了,当我从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回家的时候,夜晚街上的灯光那么刺眼,像火舌一样。太亮了,简直太亮了。那个星期我只去了两个地方——医院和为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父母推荐的急救培训班。我觉得我应该待在室内或者一个幽暗的洞穴里,带着面瘫脸和我的孩子们去挖洞。而不是孩子们躺在过于明亮的医院里,我要去上急救培训课,尽职尽责地在布偶假体上练习急救。
就像童话中的故事逻辑,你必须用你所有的换你想要的。
照这个逻辑,我用我的脸换取了孩子们的平安,这非常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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