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在我能有机会和你们谈话的所有城市里,有许多人口头和写字条询问我:我是怎样学会写作的?全苏联各地的工农通讯员、军队通讯员以及一般刚开始文学工作的青年,也常写信来向我问起这个问题。有许多人向我提议:“写一本关于怎样创作文艺小说的书”,“编一本文学理论”,“出版一本文学教科书”。这样的教科书我可不能写,我也不会写,更何况这样的教科书现在已经有了——虽然这些书并不十分好,但毕竟还是有用的。
开始写作的人,必须具备文学史的知识,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瓦·凯尔土亚拉 的《文学史》,就是有关这种知识的一本有用的书;在这本书里,清清楚楚地叙述了口头的(“民间的”)创作和文字的(“文学的”)创作的发展过程。从事任何一种事业的人,都必须知道这种事业的发展历史。假如每一个生产部门的工人,或者更好一些——假如每一个工厂的工人,都知道这个生产部门、这个工厂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怎样逐渐发展起来,怎样提高了生产的话,那么这些工人就会对他们的劳动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有更深刻的了解,并且会怀着更大的兴趣,因而他们一定会比现在工作得更好。
同时也必须知道外国的文学史,因为文学创作,从它的本质来说,在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中都是一样的。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外在的联系,不在于普希金给果戈理提供了《死魂灵》一书的题材,而普希金本人大概是从英国作家斯特恩 的《感伤的旅行》中取得这个题材的;《死魂灵》和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的题材的一致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深信自古以来到处都在编织“摄人心灵”的罗网,而且至今还在编织着;要深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到处都有一些以把人从迷信、偏见和成见中解放出来作为自己的工作目的的人。重要的是要知道那些想使人在愉快的琐事中得到安慰的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是到处都有的;那些力图鼓起暴动来反对污秽的无耻的现实的叛逆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是永远到处都有的。再有,十分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叛逆者的最终目的是要向人们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把他们推向这条大路,从而战胜那些劝人同由阶级的国家、由资产阶级社会所制造的现实的丑恶现象调和与妥协的说教者的勾当,这种国家和社会在过去和现在都想使劳动人民传染上贪婪、嫉妒、懒惰、厌恶劳动这些最卑鄙的恶习。
截至2000年,戈宝权翻译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8次印刷计15万册的各种版本及《高尔基画传》
人类的劳动和创造的历史,比起人类的历史来,要有趣得多和重要得多。人是要死的,谁也活不了几百岁,但是人的事业却会永垂不朽。科学所得到的神话般的成就,科学的迅速发展,正是因为科学家知道自己专业的发展史。在科学和文学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点:无论是科学还是文学,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观察、比较、研究;艺术家也同科学家一样,必须具有想象和推测——“洞察力”。
想象和推测可以补充事实的链条中不足的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使科学家得以创造出能或多或少地正确而又成功地引导理性的探索的各种“假说”和理论,理性要研究自然界的力量和现象,并且逐渐使它们服从人的理性和意志,产生出属于我们的、由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理性所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的文化。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件事实中得到最好的证明:著名的化学家德米特里·门德列耶夫 用大家都知道的各种元素——铁、铅、硫、汞等等的研究为基础而创造出“元素周期律”,这个周期律确定在大自然中应该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尚未被人找到和发现的元素;他还指出了这些没有人知道的每一种元素的特征——比重。现在这些元素都被发现了,除此之外,利用门德列耶夫的方法,还发现了其他一些连他也没有推测到其存在的元素。
另一件事实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法国小说家奥诺莱·巴尔扎克,经过对人们心理的观察,在他自己的一本小说中指出了在人体中大概有某种有力量的和科学尚未知道的液体在起着作用,并且可以用这种液体来解释人体的各种心理物理学上的特点。过了几十年之后,科学在人体中发现了以前大家所不知道的制造这种液体的几种腺——“荷尔蒙”,并且创立了最重要的“内分泌”学说。学者和伟大的文学家的创作之间的这些巧合是不少的。罗蒙诺索夫和歌德,既是诗人,同时又是学者。小说家斯特林堡也是这样——他在自己的小说《科尔船长》中第一次提到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可能性。
文学创作的艺术,创造人物与“典型”的艺术,需要想象、推测和“虚构”。当一个文学家在写他所熟悉的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时候,他或多或少都能创造出这一个人的成功的肖像,但这只是一个失掉了社会意义与教育意义的肖像而已,在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人和生活的认识上,它几乎是毫无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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