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尔基的名作《海燕之歌》《我怎样学习写作》等作品的一位译者,我是非常敬爱高尔基,同时也是非常热爱他的作品的。高兴的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不少难忘的回忆,又都是同高尔基的名字和他的作品紧密相连的。
记得早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时,我就读过高尔基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丘德拉》,当时很为草原上勇敢的雄鹰佐巴尔和美丽傲慢的姑娘拉达的爱情的悲剧结局所震惊;后来又读过他的另一篇小说《伊泽吉尔老太婆》,长久地又被勇士丹科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在黑暗的大森林中给人们照亮前进的道路的故事所激动;及至读了他的长篇名著《母亲》,也就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之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时,又从它那里得到了对追求革命真理的启示。
一九三五年三月我作为天津《大公报》的驻苏联记者和上海《新生周刊》《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的特约通讯员前往莫斯科,想不到这年六月三十日,竟然在红场举行的全苏联体育大检阅时看见了高尔基。这一天高尔基披了一件淡褐色的春季大衣,戴了一顶黑色的宽边呢帽,手里还拿着一根细长的烟管,陪同来苏联访问的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夫妇到红场观礼,他们就从我站立的观礼台前面走向列宁墓。更想不到的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的下午,一个不幸的噩耗传来,高尔基在这天午前以六十九岁的高龄离开我们长逝,整个莫斯科都沉浸在悲痛和哀乐声中。十九日我到莫斯科城中心工会大厦的圆柱厅,瞻仰了高尔基的遗容并向他的遗体告别。二十日又到红场,参加了他的国葬典礼。他的骨灰罐就安置在列宁墓后面的克里姆林宫墙内,在墙上嵌着一方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三个金色的大字。1958
年戈宝权访问高尔基故居博物馆并受到高尔基亲属的接待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在莫斯科的沃罗夫斯基大街上举行了高尔基博物馆的揭幕仪式,现在这里同时也是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的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所在地。记得一九三八年三月,我从国外回到武汉,茅盾当即请我为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写稿,我为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正是《高尔基博物馆》,发表在当年六月出版的第五号上。
抗日战争期间,在山城重庆生活的日子里,鉴于《马卡尔·丘德拉》和《伊泽吉尔老太婆》过去都是从英文转译的,于是我又直接从俄文翻译了这两篇小说。一九四五年我还为《青年文艺》月刊翻译了高尔基的文学论文《我怎样学习写作》,并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印成单行木。同年五月,我还和茅盾、葛一虹、郁文哉等人合译了苏联作家罗斯金写的一本通俗读物《高尔基》(传记小说),交由北门出版社出版,书前印有郭沫若写的序文。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在一九四六年我曾和葛一虹合编了一本《高尔基画传》,纪念高尔基逝世十周年。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我又曾和罗果夫为“时代”出版社合编了两本《高尔基研究年刊》。其中我对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流传和翻译的情况作了专门的介绍,并编了《高尔基作品中译本编目》。
五十年代初我在莫斯科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时,曾多次去过高尔基博物馆。到了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我在莫斯科参加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筹备会议时,才初次访问了在小尼吉茨基街(现名卡恰洛夫街)的高尔基的故居(当时尚未对外开放)。高尔基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曾在这所房子里生活和工作过,他的书房里的写字台和坐的靠背椅,是用紫檀木做的中国家具;在橱柜里收藏着中国的各种古董,从此也可以看出高尔基对中国的兴趣。当访问时,高尔基的儿媳纳杰日达·阿列克赛耶夫娜亲自接待了我,合了影,临别时还承她从花园里折了几枝盛开的金黄色的丁香花给我作为纪念。
一九五九年七月,我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来信,请我重译高尔基的《海燕之歌》,从此我的译文就一直印在中学的语文课本里。为了帮助读者和老师们更好地了解《海燕之歌》,我在一九七八年又翻译了高尔基的小说《春天的旋律:幻想曲》,因为《海燕之歌》原是这篇小说的结尾部分,它是由一只金翅雀从什么地方听来而唱给同伴们听的。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我参加了《高尔基论文学》初编和续编的翻译工作,一九八〇年又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文集》的编辑委员会,为文集翻译了一些小说。《春天的旋律》和《海燕之歌》就印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文集第五卷的卷首。
一九八三年的十一至十二月,应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邀请,我到莫斯科参加国际苏联文学翻译家会议,我又有机会在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访了在一九六五年五月正式对外开放的高尔基故居,这次是由高尔基的长孙女马尔法·马克西莫夫娜接待的,她拿出了一九五八年我和她的母亲合照的相片,谈起了那次难忘的会见;我也把国内新出版的几卷《高尔基文集》送给了博物馆作为纪念。
到了一九八四年六月,我翻译的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写作》,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九八五年七月我为陈寿朋的专著《高尔基创作论稿》撰写了序言,题目是《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和欣赏高尔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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