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末期,普希金的亲友们发觉他的性格中起了某种变化。他不再高兴到交际场中去,开始觉得需要守在一个角落里过家庭的生活。
一八二八年在莫斯科的一次舞会上,他认识了十六岁的少女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冈察罗娃。这是一位莫斯科的小姐,她所有的学问就在于讲一口流利的法国话和善于跳舞。但是她的美却是惊人的。普希金狂热地爱上了她,见过她的父母,经常出入他们家。据说在当时,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甚至从没有读过普希金的作品,基本上她一生中对诗歌都是极其冷淡的。在她和普希金之间并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共同点。他直觉地感到她“虔诚地拜倒在神圣的美丽之前”,为爱情所燃烧着,但是他也感觉到,这个少女对他是冷淡的,他没有什么可以使她发生兴趣和吸引她的地方,而当他和她在一起时,他有些害羞、胆怯,就好像初恋时的小伙子一样。
一般地讲,在冈察罗娃家,他感到冷淡与拘束。少女的母亲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并不喜欢普希金。他曾经多次地表示出他对于宗教和过世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那种自由的想法,而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却是非常笃信宗教的,并且对亚历山大一世非常恭敬。普希金不顾这一切,就在一八二九年四月底向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求婚。当时大家都没有直接地拒绝他,只是说纳塔利娅还很年轻,等一些时候再说。
这一天夜里,普希金就启程到高加索,参加到正在当地作战的部队里去。
这时候,俄国正和土耳其交战。在高加索战场上的总指挥帕斯克维奇,已经冲进土耳其的边界,进攻埃尔祖鲁姆要塞。普希金的老友——尼日尼·诺夫戈罗德骑兵团的团长尼古拉·拉耶夫斯基,正在他的军队中供职,普希金的弟弟列夫又是他的副官。五月底,普希金到了第比利斯,在那儿逗留了两个星期,就启程去追赶部队,及至赶上时,谒见了帕斯克维奇,就在拉耶夫斯基的营帐里住下来。
普希金急于参加作战,不久就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土耳其的骑兵袭击了俄国军队的前哨阵地。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普希金就冲出营帐,跳上马,飞驰而去。担着心的拉耶夫斯基就派了两个军官去寻觅普希金。这时候哥萨克人正和土耳其的骑兵激战,龙骑兵向土耳其人的侧翼急驰过去。这两位军官看见普希金离开了龙骑兵,单独一个人手持长矛向着迎面而来的土耳其骑兵冲过去。刚从后方来的枪骑兵迫得土耳其人退却了,那两个军官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普希金从前线上拖回来。
普希金非常喜欢野营的生活。他这样写道:
大炮在黎明时把我们唤醒。营帐里的睡梦特别熟。午饭时,我们吃亚洲风味的烤羊肉串,喝用塔甫里山的雪冰冻过的英国啤酒和香槟酒。
普希金骑着哥萨克马,手里拿着鞭子,身上穿着黑色的大礼服,头上戴着圆筒帽,在军人中间显成一种奇象。兵士们都把他当作外国牧师。
军队在一八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开抵埃尔祖鲁姆,并没有遭到任何抗拒就占领了它。普希金在埃尔祖鲁姆城住了三个多星期。城里面发现了瘟疫,他就决定启程离开当地。帕斯克维奇想留住普希金,请他目睹战争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显然地,普希金已经完全明了这次战争的性质,就向帕斯克维奇告别了。
当普希金的创作愈加成熟和愈加深入,并且他愈向前进时,批评界就开始愈不了解他,读者对他的态度也就愈加冷淡。
《波尔塔瓦》就没有得到普通人士的热烈欢迎,布尔加林办的《北方蜜蜂》幸灾乐祸地写道:“普通读者对于《波尔塔瓦》的冷淡,清楚地证明出某些盛名的迷惑力已经消失了。”
在一八三〇年终于获得出版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也遭到了冷遇。批评界这样写道:“诗歌是种创造;而在这个剧本里面,丝毫没有一点儿独特的创造。至于鲍里斯和舒伊斯基两个主角,只不过是从卡拉姆津的有韵的散文改编为诗句而已。”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好的一章——第七章,他们称它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普希金蛰居于冷淡而寂寞的孤独之中,他这样写道:
诗人!不要重视世人的爱好。
狂热的赞美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喧声;
你将会听到愚人的批评和冷淡的人群的嘲笑,
但你应该坚决、镇静而沉着。
普希金对于社会与人生的观点的转变,还是远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现在是愈来愈显著了。
他依旧悲切地同情那些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赦免,并且向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们致热烈的敬礼,预言着那幸福日子的来临: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黑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他还把自己描写成沉舟时得救的歌者阿里翁:
舵手死了,水手们也死了!——
只剩下我一个隐秘的歌者,
被暴风雨扔到海岸上,
我一边唱着往日的颂歌,
一边把我潮湿的衣裳,
晾晒在太阳下的岩石旁。
现在他对于旧日的那些赞美诗已再没有信心。他认为十二月党人的事件是无望的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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