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获得了自由之后,就在莫斯科定居下来。莫斯科狂热地欢迎着普希金。当他第一次在戏院里出现时,各排的座位上都发出了一阵轰响,重复叫着他的名字;所有的视线,所有的望远镜,都对着他,谁也不瞧着舞台了。在各种集会和舞会上,全体的注意也集中在他身上,妇女们包围着他,不断地请他跳科梯里昂舞或是玛祖尔卡舞 。每天早晨,普希金的会客室里都挤满了访问者。全城都知道他,全城都对他感兴趣。最出名的人都以和他相识为荣。
此后的几年当中,普希金有时住在莫斯科,有时住在彼得堡。他醉心于大都会的享乐。同时,他还写作得非常之多。《叶甫盖尼·奥涅金》一章接着一章地写出来。一八二八年阴霾多雨的秋天,在两三个星期中他就写成了《波尔塔瓦》全诗。的确,当他写这首长诗时,“充满了音响与沉醉的心情”。他天天不断地写,甚至在睡梦中也哼着诗句,因此他有时在夜里从床上跳起,立刻就在黑暗中写下来。凡是来不及写成诗句的构思,他就先用散文写出来,然后再仔细地分章断句、涂改、重写,又再涂改。一句话,普希金对于自己的作品是下过很多功夫的。他的原稿上纵横地涂满和写满多次修改过的句子。
自从流放归来之后,普希金对于沙皇和政府的关系,务求做到不至于引起任何非难。不管他当时对于专制政体的真实态度怎样,但绝没有给沙皇以口实,疑惑他是政治上的嫌疑犯。可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对他仍然极不信任。普希金不久就确信沙皇尼古拉一世赐给他的那些“仁慈”是完全虚幻的。这些仁慈,从普希金身上剥夺了甚至是一个普通人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利。
普希金和沙皇之间的中间人,就是当时直属朝廷的著名的“第三科”的主任官——宪兵长官本肯多夫将军,他是沙皇最亲近的人。在莫斯科时,普希金在他的朋友中间读了他所写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本肯多夫那里立即送来一个通知,说事先没有经过沙皇的审查,普希金无权用任何方法“传播”自己的作品。由此可知,普希金似乎比其他任何人都处在一种更为优越的地位,实际上他得不到事先的批准甚至不能向自己的朋友诵读自己的作品!
为了决意将《鲍里斯·戈都诺夫》付印,普希金就把自己的剧本送给沙皇审查。他很快得到了本肯多夫的通知,说皇上非常高兴地读了他的剧本,并且在签奏上写下了对于这个剧本的意见:“我认为,假如普希金先生把他的悲剧加以必要的修削,改成类似华尔特·司各特 的历史中篇小说或是长篇小说,那么他的目的就能完全达到了。”
这位愚昧无知的沙皇竟想建议诗人按照他的意旨来修改自己的天才的作品。假如我们还记得,普希金写《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改造俄国的戏剧,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沙皇这个愚蠢的意见是多么滑稽可笑了。不久之前我们才弄清楚,原来尼古拉甚至没有读过这个剧本,而是本肯多夫交给自己办公厅里的人写的意见。根据各种材料推测,这个意见是当时在“第三科”供职的一位专事告密的新闻记者布尔加林 所写的。尼古拉就在自己的决定中重复表示,建议将这部悲剧改为长篇小说。普希金就以辛辣的讽刺口吻回复本肯多夫:“我很同意沙皇的意见,我的诗剧与其说是悲剧,毋宁说是更接近历史小说。惋惜的就是,我没有力量能改写我已经写好的东西。”专制暴君的建议就等于命令:因此剧本付印的事就只好搁置起来。
这样就开始了宪兵与万恶的君主对于这位天才诗人的监视,直到他死为止。被监视的不只是他的文艺活动,而且包括他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当时在审判中,又从两个军官身上搜查出了普希金所写的《安德烈·谢尼耶》 一诗被审查掉的部分,题名为《纪念十二月十四日》。普希金因为这首诗被提到案,受到一番审讯。这个案子拖了将近两年。普希金终于证明了这首诗的片段与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无关,而是远在十二月十四日之前很久就写成的。结果,他的作品在没有事先得到审查的许可的情况下,严格禁止公开发表,而他本人则被警察厅秘密监视。
当这一件案子还没有结束时,另一件更严重的反对普希金的新案件又发生了。普希金在基什里奥夫所写的一首嘲笑基督圣胎的诗《加甫利里亚德》传到了政府当局的手里。因为这首亵渎上帝的诗,普希金有被终身禁闭在一所最可怕的修道院牢狱中的危险。在多次的审问当中,普希金坚决否认这是他所写的,但他的内心却是异常不安。从《预感》一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普希金当时是多么疲于这些不断的追究:
乌云又重新在静寂中
聚集在我的头顶上;
嫉妒的命运又重新拿灾厄
来将我威胁……
我要对命运保持蔑视吗?
或者就用我骄傲的青年时代的
不屈不挠与忍耐的精神,
去和它对抗?
我因为狂暴的生活而疲乏啦,
正平心静气地等待着风暴的来临……
可是后来因为某些不十分明了的原因,这件案子就中断没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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