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在我能有机会和你们谈话的所有城市里,有许多人口头和写字条询问我:我是怎样学会写作的?全苏联各地的工农通讯员、军队通讯员以及一般刚开始文学工作的青年,也常写信来向我问起这个问题。有许多人向我提议:“写一本关于怎样创作文艺小说的书”,“编一本文学理论”,“出版一本文学教科书”。这样的教科书我可不能写,我也不会写,更何况这样的教科书现在已经有了——虽然这些书并不十分好,但毕竟还是有用的。
开始写作的人,必须具备文学史的知识,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瓦·凯尔土亚拉 的《文学史》,就是有关这种知识的一本有用的书;在这本书里,清清楚楚地叙述了口头的(“民间的”)创作和文字的(“文学的”)创作的发展过程。从事任何一种事业的人,都必须知道这种事业的发展历史。假如每一个生产部门的工人,或者更好一些——假如每一个工厂的工人,都知道这个生产部门、这个工厂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怎样逐渐发展起来,怎样提高了生产的话,那么这些工人就会对他们的劳动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有更深刻的了解,并且会怀着更大的兴趣,因而他们一定会比现在工作得更好。
同时也必须知道外国的文学史,因为文学创作,从它的本质来说,在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中都是一样的。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外在的联系,不在于普希金给果戈理提供了《死魂灵》一书的题材,而普希金本人大概是从英国作家斯特恩 的《感伤的旅行》中取得这个题材的;《死魂灵》和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的题材的一致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深信自古以来到处都在编织“摄人心灵”的罗网,而且至今还在编织着;要深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到处都有一些以把人从迷信、偏见和成见中解放出来作为自己的工作目的的人。重要的是要知道那些想使人在愉快的琐事中得到安慰的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是到处都有的;那些力图鼓起暴动来反对污秽的无耻的现实的叛逆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是永远到处都有的。再有,十分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些叛逆者的最终目的是要向人们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把他们推向这条大路,从而战胜那些劝人同由阶级的国家、由资产阶级社会所制造的现实的丑恶现象调和与妥协的说教者的勾当,这种国家和社会在过去和现在都想使劳动人民传染上贪婪、嫉妒、懒惰、厌恶劳动这些最卑鄙的恶习。
截至2000年,戈宝权翻译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8次印刷计15万册的各种版本及《高尔基画传》
人类的劳动和创造的历史,比起人类的历史来,要有趣得多和重要得多。人是要死的,谁也活不了几百岁,但是人的事业却会永垂不朽。科学所得到的神话般的成就,科学的迅速发展,正是因为科学家知道自己专业的发展史。在科学和文学之间有着很多的共同点:无论是科学还是文学,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观察、比较、研究;艺术家也同科学家一样,必须具有想象和推测——“洞察力”。
想象和推测可以补充事实的链条中不足的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使科学家得以创造出能或多或少地正确而又成功地引导理性的探索的各种“假说”和理论,理性要研究自然界的力量和现象,并且逐渐使它们服从人的理性和意志,产生出属于我们的、由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理性所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的文化。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件事实中得到最好的证明:著名的化学家德米特里·门德列耶夫 用大家都知道的各种元素——铁、铅、硫、汞等等的研究为基础而创造出“元素周期律”,这个周期律确定在大自然中应该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尚未被人找到和发现的元素;他还指出了这些没有人知道的每一种元素的特征——比重。现在这些元素都被发现了,除此之外,利用门德列耶夫的方法,还发现了其他一些连他也没有推测到其存在的元素。
另一件事实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法国小说家奥诺莱·巴尔扎克,经过对人们心理的观察,在他自己的一本小说中指出了在人体中大概有某种有力量的和科学尚未知道的液体在起着作用,并且可以用这种液体来解释人体的各种心理物理学上的特点。过了几十年之后,科学在人体中发现了以前大家所不知道的制造这种液体的几种腺——“荷尔蒙”,并且创立了最重要的“内分泌”学说。学者和伟大的文学家的创作之间的这些巧合是不少的。罗蒙诺索夫和歌德,既是诗人,同时又是学者。小说家斯特林堡也是这样——他在自己的小说《科尔船长》中第一次提到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可能性。
文学创作的艺术,创造人物与“典型”的艺术,需要想象、推测和“虚构”。当一个文学家在写他所熟悉的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时候,他或多或少都能创造出这一个人的成功的肖像,但这只是一个失掉了社会意义与教育意义的肖像而已,在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人和生活的认识上,它几乎是毫无用处的。
但是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的身上,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能用这种手法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观察的广博,生活经验的丰富,时常可以用一种能克服艺术家对于事实的个人态度及主观主义的力量把他武装起来。巴尔扎克在主观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制度的拥护者,但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却以惊人的、无情的明确性描绘出小市民们的庸俗和卑鄙。有很多例子表明,一个艺术家往往是自己的阶级和时代的客观的历史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和一个研究动物的生存及饮食条件、繁殖与死亡的原因,描绘它们激烈的求生斗争的图景的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是有同等意义的。
在求生斗争中,自卫的本能在人身上发展了两种强大的创造力:认识和想象。认识——这是观察、比较、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能力,简单地说:认识就是思维;想象在其本质上也是对于世界的思维,但它主要是用形象来思维,是“艺术的”思维,可以说,想象——这是赋予大自然的自发现象,与事物以人的品质、感觉,甚至还有意图的能力。
我们常读到和听到:“风在悲泣”,“风在呜咽”,“月亮沉思地照耀着”,“小河低声地哼着古老的民间往事歌 ”,“森林皱着眉头”,“波浪想推动岩石,岩石在波浪的打击下皱起眉头,但并没有向波浪让步”,“椅子像雄鸭一样呷呷地叫着”,“靴子不愿套到脚上去”,“玻璃出汗了”——虽然玻璃是没有汗腺的。
所有这一切都使大自然的现象似乎更容易为我们了解,这叫作“拟人法”,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anthropos”是人,“morphe”是形式、形象。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人赋予他所看见的一切事物以自己的人的性质并加以想象,把它们放到一切地方去——放到一切自然现象,放到他们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中去。有些人觉得在语言文字的艺术中,拟人法是不适宜的,甚至是有害的,但是这些人本身却在说着:“严寒刺骨”,“太阳微笑着”,“五月来临了”;虽然雨没有脚,但他们不能不说“雨来了”;虽然自然的现象和我们的道德观念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却说“坏天气”。
古希腊的哲学家色诺芬尼 断言,假如动物具有想象力,那么狮子会把神想象成为巨大无敌的狮子,耗子会把神想象为耗子,等等。大概,蚊子的神会是蚊子,结核菌的神会是结核菌。人把自己的神想象为全知全能和创造万物的神,也就是把自己最好的愿望都寄托在神的身上。神——只是人“虚构”出来的东西,它是由于“令人苦恼的贫困生活”、由于人想用自己的力量使生活变得更为富足、愉快、公正、美好这样一种模糊的愿望而产生的。神在人们看来是超越于生活之上的,因此在人们的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人的优秀品质和良好愿望,在为了一片面包而进行艰苦斗争的现实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我们看到,当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意识到要想使他们的优秀的东西获得发展的自由就必须改造生活的时候——神就成为已经过时的虚构的东西而不再为他们所需要了。他们无须再把自己美好的理想寄托在神的身上,因为他们已经懂得,该通过什么道路把这种理想在活生生的、尘世的现实中体现出来。
神也像文学的“典型”那样,是根据抽象化和具体化的法则创造出来的。把许多英雄人物的有代表性的功绩“抽象化”——分离出来,然后再把这些特点“具体化”——概括在一个英雄人物的身上,譬如说——概括在海格立斯或梁赞的农民穆罗姆人伊里亚 的身上;把每个商人、贵族、农民身上最自然的特征分离出来,并概括在一个商人、贵族、农民的身上,这样就形成了“文学的典型”。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诃德这些典型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列夫·托尔斯泰写的温顺的“被神打死的”普拉东·卡拉塔耶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各个不同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和斯威德利加伊洛夫 们,冈察罗夫写的奥勃洛摩夫等等,也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像上面列举的这样一些人在生活里是没有的;过去和现在存在着的只是和他们类似的人物,这些人物比他们要渺小得多和零碎得多,而语言艺术家们却从他们这些渺小的人物中想出了、“虚构”了经过概括的人的“典型”——普遍的典型,这正像用砖头建造宝塔或钟楼一样。现在我们已把任何一个撒谎大王称作赫列斯塔科夫 ,称马屁精为莫尔恰林 ,称伪君子为达尔杜弗,称嫉妒鬼为奥赛罗 ,等等。
在文学上,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定义则有好几个,但是能为所有的文学史家都同意的正确而又十分全面的定义目前却还没有,这样的定义还没有制定出来。在浪漫主义中还必须把两个极端不同的流派区别开来:消极的浪漫主义,或者粉饰现实,企图使人和现实妥协;或者使人逃避现实,徒然堕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深渊,堕入“注定的人生之谜”、爱与死等思想中去——堕入不能用“思辨”、直观的方法来解决,而只能由科学来解决的谜里去。积极的浪漫主义则力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在他心中唤起他对现实和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
但是在谈到像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列斯科夫、契诃夫这些古典作家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地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巴尔扎克是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他也写过像远非现实主义的《驴皮记》这样一些长篇小说。屠格涅夫也写过有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所有其他我国最伟大的作家,从果戈理到契诃夫和布宁 ,也是这样。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它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那种日益明显而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文学的独创性和力量。
同志们,假如你们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写作的愿望呢?”那你们就会更明白地了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相互关系。对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其中的一个答案是一个和我通信的女孩做的,她,是个工人的女儿,才十五岁。她在自己的信里写道:
我今年十五岁,但这样年轻,我的心中已经出现了写作的才能,而令人苦恼的贫困生活就是它的原因。
假如她说的不是“写作的才能”,而是为了用自己的“虚构”来美化和丰富她“苦恼的贫困生活”而从事写作的欲望,那当然就比较正确了。在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过着“贫困的生活”,那还能写些什么东西呢?
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一带和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当中有很多民族,在昨天还没有文字,但他们在我们今天以前的几十个世纪当中,已经用民歌、民间故事、英雄的传说和神话等丰富了和美化了他们在僻静的森林、沼泽、东方荒漠的大草原和北方冻土地带中的“令人苦恼的贫困生活”;这些杜撰的东西被称作“宗教的创作”,而就其本质来说它们也是艺术的创作。
假如那位和我通信的十五岁的女孩的心中真出现了写作的才能——这毫无疑问是我由衷的期望——她大概会写出所谓“浪漫主义的”作品来,会尽力用美丽的虚构来丰富“令人苦恼的贫困生活”,会把人们写得比他们的实际情况要好。果戈理写过《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吉福罗维奇怎么吵架的故事》《旧式的地主》《死魂灵》,他还写了《塔拉斯·布尔巴》。在前三种作品中,他描写了拥有“死魂灵” 的人们,这是一种可怕的真实;这样的人过去有过,至今也还有;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果戈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写作的。
在《塔拉斯·布尔巴》这部中篇小说里,他把扎波罗热人写成虔信的骑士和壮士,他们用长矛挑起敌人,虽然矛杆经不起五俄担 的重量就会折断。一般说来,这样的扎波罗热人是不曾有过的,而果戈理在小说里对他们的描写则是一种美丽的谎言。因此,在“鲁迪·潘柯” 的所有故事和其他很多作品中,果戈理却是个浪漫主义者;他之所以是浪漫主义者,大概是因为他已经倦于观察那些“死魂灵”的“令人苦恼的贫困”生活了。
布琼尼 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同志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
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一个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提高人的自尊心,有助于发展人对于自己的创造力的信心。此外,赞美人是因为一切美好的有社会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创造出来的。
照上面的说法,是不是意味着我肯定文学必须有浪漫主义呢?是的,我拥护浪漫主义,但是要在对“浪漫主义”作极重要的补充的条件之下。
我的另一位通信者,是位十七岁的工人,他向我叫喊道:“我有这么多的印象,使得我不能不写。”
在这种情形下,写作的渴望已经不是由生活的“贫困”所引起,而是生活丰富、印象过多、急于讲出来的内在冲动所引起的了。我的绝大多数的青年通信者之所以想写作,正是因为他们生活印象的丰富,对于他们的见闻和感受“不能沉默不语了”。从他们当中大概会造就出不少的“现实主义者”,但我想,在他们的现实主义中也会有某些浪漫主义的症候,这种浪漫主义在健康的精神高涨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而我们现在体验着的正是这种高涨。
因此,我对于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作这样的回答:由于“令人苦恼的贫困生活”对我的压力,还因为我有这样多的印象,使得“我不能不写”。前一种原因促使我企图把《鹰和蛇的故事》《燃烧着的心的传说》《海燕》 这样一些杜撰、“虚构”的东西带到“贫困的”生活里去;而由于后一种原因,我就写了几篇“现实主义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 》《奥尔洛夫夫妇》《鲁莽汉》。
谈到我们的“浪漫主义”问题还必须知道下面的事。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庄稼人》《在峡谷里》和布宁的《乡村》以及他所有关于农民的小说出现以前,我们的贵族文学喜欢并且非常擅长于把农民描写成驯良、忍耐、挚爱某种尘世的“基督的真理”的人,这种“基督的真理”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但是像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霍尔和卡里内奇》 中的卡里内奇和托尔斯泰的《战与和平》中的普拉东·卡拉塔耶夫那样的农民却终生都幻想着它。开始把农民描写成为这种空想“神的真理”的驯良和忍耐的空想家,是在废除农奴制度 的二十年之前,虽然当时农奴制的农村已经从自己愚昧的人群中产生出许多像科科列夫 们、古朋宁们、莫罗佐夫 们、科尔钦们、茹拉夫廖夫们等等这样一些有才能的工业的组织家。同时,在报刊上也日益经常地提起“农民”出身的诗人和最伟大的学者之一罗蒙诺索夫的巨大的神话般的形象了。
那些在昨天还是无权的工厂主、造船家和商人,已经大胆地在生活中占据了和贵族平等的地位,并且正像古罗马“被释放的奴隶”一样,跟自己的主人们在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产生出这些人物的农民大众,好像是以此来显示一下隐藏在农民大众中的能力和天才。但是贵族的文学却好像没有看见,也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并没有把这些意志坚强、渴望生活和最现实的人——建设者、贪财者、“主人”当作时代的主人公来加以描写,而是继续热衷于描写驯良的奴隶、有良心的波里库什卡 。一八五二年,列夫·托尔斯泰写了一篇很悲怆的特写《一个地主的早晨》,出色地描写了奴隶们怎样不相信善良的自由主义的主人。一八六二年,托尔斯泰开始教育农民的子弟,否定“进步”与科学,而且劝说大家向农民学习好好地生活;而从七十年代起,他又写了给“民众”读的小说,在这些小说里面描绘热爱基督和传奇化了的农民,并且教导大家:最正直和最幸福的生活是在农村里,最神圣的劳动是农民“在田地上”的劳动。后来他在《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这篇小说里说,每个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做坟墓就够了。
生活已经从最驯良的基督徒中创造出经济生活的各种新形式的创造者、有才能的大大小小的“资产者”,像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格列勃·乌斯宾斯基所描写的拉茹瓦耶夫和科鲁巴耶夫 之类的强盗,以及和这些强盗并立的反抗者和革命家。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是贵族的文学所没有注意到的。冈察罗夫在我国文学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奥勃洛摩夫》中拿来和一位懒散到愚钝程度的俄国地主作对照的是一个德国人 ,而不是冈察罗夫曾在其中生活过并已开始支配国家经济生活的那些“过去的”俄国农民之中的一个。假如贵族作家要描写革命者,这革命者不是异国的保加利亚人 就是口头上的叛逆者罗亭。作为时代的主人公的意志坚强和奋发有为的俄国人被抛弃在文学的一边,在文学家们“视野之外”的什么地方,虽然这些人用炸弹的轰响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证据来证明积极地号召人们走向生活、走向行动的浪漫主义同俄国的贵族文学是无缘的。俄国的贵族文学不能产生席勒 ,不能描写“强盗”,而只能出色地描写“死魂灵”“活尸”“死屋”“活尸首”“三死” 以及更多的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好像也是为了和席勒的《强盗》作对照而写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则是所有企图中伤七十年代革命运动的无数尝试中最有才能也最恶毒的一个。
积极的社会革命的浪漫主义同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也是无缘的。平民知识分子太忙于追求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寻觅自己在人生舞台上的地位。平民知识分子生活在“铁锤和铁砧”之间,铁锤是专制制度,铁砧是“人民”。
斯列普佐夫 的小说《艰难时期》和奥西波维奇-诺沃德沃尔斯基 的小说《既非孔雀又非乌鸦者的手记》是十分真实有力的作品,它们描写了许多聪明人的悲惨处境,这些人在生活中没有坚固的靠山,过着“既非孔雀又非乌鸦者”的生活;或者变成了幸福的小市民,正像库谢夫斯基和很有才能、聪明而没有得到充分评价的波米亚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说《莫洛托夫》和《小市民的幸福》中所写的那样。 顺便说说,对于我们今天,当活跃起来的小市民正十分顺利地在工人阶级为争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权利而付出了大量鲜血的国家中开始为自己建筑廉价的幸福时,他的这两部小说是极合时宜和非常有益的。
所谓的民粹派作家——兹拉托夫拉茨基、札索吉姆斯基-沃洛格金、列维托夫、涅费多夫、巴仁、尼古拉·乌斯宾斯基、艾尔杰耳,部分地像斯坦纽科维奇、卡罗宁-彼特罗巴夫洛夫斯基 及其他许多人,热忱地用贵族文学的语调从事着把农村和农民加以理想化的工作,在民粹派看来,农民是除了“公社”“米尔” 等集体组织的真理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真理的天生的社会主义者。第一个暗示出对于农民的这种见解的人,是具有辉煌天才的贵族亚·伊·赫尔岑 ,继续他的说教的是“真实的真理”与“正义的真理”这两种真理的发明者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 。这群文学家对“社会”的影响是脆弱而短暂的,他们的“浪漫主义”和贵族的浪漫主义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他们才能薄弱,他们的农民空想家“米纳伊”“米佳伊”不过是波里库什卡、卡里内奇、卡拉塔耶夫以及其他类似的农民肖像的拙劣的翻版而已。
有两位很伟大的文学家,虽然也属于这一群人,但却具有更敏锐的社会眼光,他们比所有的民粹派作家,甚至比所有民粹派作家的总和还更有才能,这两个人就是德·纳·马明-西比利亚克 和格列勃·乌斯宾斯基。他们最先感觉到和指出了农村与城市、工人与农民的矛盾。特别是《遗失街风习》和《土地的权力》 这两本优秀作品的作者乌斯宾斯基看得更加清楚。这两本书的社会价值就是在今天也还没有丧失,而且乌斯宾斯基的全部小说也没有失掉它们的教育意义;文学青年可以很好地向这位作家学习一下观察的本领和对现实生活的广博知识。
契诃夫在上面提到过的他的小说《庄稼人》《在峡谷里》和小说《新的别墅》 中,表达了他对把农村理想化采取的激烈的否定态度;而布宁在《乡村》以及他写的所有关于农民的小说中所表现的这种态度特别激烈。而最有代表性的事实就是,农民作家谢苗·波德亚契夫 和很有天才并日益明显地成长起来的作家伊万·沃尔诺夫 ,也正在同样无情地描绘农村。像农村生活、农民的心理这样的题材,是我们今天活生生的题材,是极其重要的题材,这是初学写作者必须清楚理解的。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我们的文学中,宣传对现实采取积极态度、宣传劳动与培养生活的意志、鼓动建设新的生活形式的热情和对旧世界(我们正非常艰难地、非常痛苦地在根除它的遗毒)的憎恨的“浪漫主义”,在过去没有,而且现在也还没有。假如我们真的不愿重新变成为小市民,并且通过小市民进而恢复有阶级的国家,恢复寄生者和掠夺者对农民和工人的剥削,那么这种宣传是必不可少的。苏联的一切敌人所期待和幻想的正是这种“复辟”,正是为了强制工人阶级去复辟旧的阶级的国家,他们才对苏联实行经济封锁。工人阶级的文学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能调和的,只有工人阶级的完全胜利或资产阶级的彻底灭亡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从这个悲剧性的矛盾中,从历史无条件地赋予工人阶级的任务的困难中,就应该产生出积极的“浪漫主义”、创造的热情、勇敢的意志和理性,以及能充实俄国工人革命家的一切革命品质。
毫无疑问,我知道走向自由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而终生都同漂亮的姑娘们在一起怡然自得地品着香茗,或百无聊赖地在镜子前面“顾影自怜”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很多青年却还在向往这种生活。现实正在日益顽强地提醒我们,在现在的条件之下是不能过安安静静的生活的,孤孤单单的一两个人是不会幸福的,小市民和富农的那种幸福是不能持久的——这种幸福的基础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已经腐朽了。全世界小市民的怨恨、沮丧和不安,欧洲文学悲切的呻吟,富裕的小市民企图用来压制自己对明天的恐惧的那种绝望的享乐,追求廉价欢乐的病态的渴望,变态性欲的发展,犯罪与自杀的激增,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在说明这个问题。“旧世界”是真正害了不治之症,并且必须赶快“从我们脚上抹掉它的灰尘”,不让它的腐化传染给我们。
与人的内心崩溃的过程正在欧洲进行的同时,在我们的劳动群众中间则正发展着对自己的力量和集体力量的坚强信心。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必须知道:这种信心往往是在克服通向美好的未来的道路上的障碍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这种信心是最强有力的创造力量。我们应该知道,在“旧世界”中,只有科学是人道的,因此也无可争论地是有价值的;旧世界的一切“思想”,除去社会主义思想之外,都是非人道的,因为这些“思想”企图用各种方式确立和证明个人的“幸福”与权利的合法性,而牺牲劳动群众的文化与自由。
记不清,我在少年时代有没有对生活发过牢骚;但在我开始生活的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是很爱发牢骚的,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发牢骚是由于狡猾,为的是要用牢骚来掩饰他们不愿互相帮助——而我却尽力不照他们那样做。后来我很快就相信,最爱发牢骚的人就是没有能力反抗、不会或不愿工作的人,总之,是喜爱靠亲友过“安逸生活”的人。
对生活的恐惧我是深深体验过的;现在我把这种恐惧叫作盲目的恐惧。我曾经说过,我生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我从小就看见过人对人的没有理性的残酷和我所不懂的仇视,我因为一些人的艰辛的劳动和另一些人的畜生般的享受而感到惊讶;我很早就理解,那些笃信宗教的人越是自以为“接近上帝”,他们和那些为他们而工作的人距离得就越远,他们对劳动者的要求也就越苛刻;总之,我所看见的世间的卑鄙肮脏的事情,比你们所看见的要多得多。此外,我所看见的卑鄙肮脏的事情还具有更令人嫌恶的形式,因为现在在你们面前闲逛着的是一些受过革命惊吓、已经不大相信自己有权照着本来面目去做人的小市民;而我当时所看见的小市民却完全确信他们生活得很好,确信他们那种美好的、安逸的生活是稳固的、永远不变的。
那时候,我已经阅读外国长篇小说的译本,我所读过的有狄更斯和巴尔扎克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以及恩司华斯 布尔沃-李顿 和大仲马的历史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所告诉我的那些人,都是意志坚强、性格明朗的;他们生活在另一种欢乐里,为另一些事情痛苦,为了极严重的冲突才彼此仇视。而在我周围的小人物却为了邻人的儿子用石头打断了鸡的腿或打破了玻璃窗,为了馅饼烧焦了、白菜汤的肉烧得过火了、牛乳发酸了而悭吝、嫉妒、互相辱骂、打架和打官司。他们会因小店铺的老板把每俄磅糖加了一戈比、布商把每俄尺花布加了一戈比而发愁好几个钟头。邻人一点小小的不幸就引起他们真心的快乐,他们还用虚假的同情来掩饰这种快乐。我看得很清楚,戈比正是小市民的天空的太阳,正是它在人们心中燃起了卑鄙而肮脏的敌意。瓦罐,茶炊,胡萝卜,母鸡,薄饼,弥撒,命名日,出殡,大吃大喝,酒后胡闹以至直到呕吐——这就是我开始生活的那个圈子里的人的生活内容。这种丑恶的生活在我心里唤起一种枯燥无味的、使人变得迟钝的无聊感觉,唤起一种为了刺激自己而想要胡闹的愿望。不久以前,跟我通信的一个十九岁青年写信给我,讲的大概就是这种无聊:
我憎恨这种带有打气炉、谣言和狗叫声的无聊,憎恨得全身发抖。
有时候,这种无聊爆发成为一种疯狂的淘气行为;夜间,我爬上屋顶,用烂布和垃圾堵上火炉灶的烟囱;把盐偷偷撒在沸腾着的白菜汤里,用纸卷子把灰尘吹进挂钟的机械里去。总之,我做出许多这类所谓流氓行为的事情;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感觉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我不知道,也找不到其他方法来证明这一点。我仿佛迷失在森林中、在被风暴吹倒了的浓密的纷乱纠缠的灌木丛中、在没到膝盖的泥泞中。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常常有从监牢里提出来的囚犯,沿着我所住的街道被押送到轮船上去,那条轮船是沿着伏尔加河和卡玛河把他们运往西伯利亚去的;这些阴郁的人常常在我的心中引起一种对他们的奇怪的向往;也许,我羡慕他们,是因为他们虽然被押送着,有些人还戴着镣铐,但仍然走到什么地方去了,而我呢,却只能像一只孤独的耗子似的,生活在地窖里,在肮脏的铺着砖地的厨房里。有一次,走来了一大群犯人,镣铐随着囚犯们走动而叮叮当当地响;队伍当中有两个上了脚镣和手铐的人靠着人行道走过;其中的一个是大个子,长着黑胡子,生着一双马眼,额角上有深深的红色伤痕,一只耳朵残缺不全——这个人是可怕的。我一面仔细地打量他,一面沿着人行道走着,他忽然愉快地大声向我喊道:
“喂,小伙子,跟咱们逛逛去吧!”
他一说这句话,我的手就仿佛被他拉住了。
我立刻跑到他跟前去,押送兵骂了我一声,就把我推开了。如果不把我推开,我会像做梦一样跟着这个可怕的人走的,我之所以会跟着他走,正因为他是不平常的人,和我所认识的那些人不一样;就让他可怕和戴着镣铐吧,只要能进入另一种生活就行。我很久很久还记得这个人,记得他那愉快的、和善的声音。他的姿态在我心中和另一个也很强烈的印象联系起来:我得到一本开头几页已被撕掉的厚书;我马上读起它来,除了有一页上那个关于国王的故事以外,其他我一点也不懂;这个国王建议把贵族的尊号封给一个普通的射手,那个射手就用诗句回答国王说:
哎,让我作一个自由的农民活着和死去吧,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庄稼汉,我做儿子的将来也是个庄稼汉。
要知道,当我们这般普通老百姓,
做事比显贵的老爷更出色的时候,那才是更大的光荣。
我把这几句艰深的诗抄在抄本上,它们好多年来一直帮助着我,像是朝圣者的拐杖,或许还是一面盾牌,这盾牌保卫了我,使我免受小市民——当时的“显贵的老爷”——的诱惑和令人厌恶的教训的影响。大概,许多青年都在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话,它们用一种推动力充满了他们年轻的想象,像是顺风吹满了篷帆。
大概十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诗句是从《快乐的射手乔治·格林和罗宾汉的喜剧》中引用出来的,这个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先驱者罗伯特·格林 在十六世纪写的。知道了这点以后,我非常高兴,于是我更加热爱文学这个自古以来的人们在劳动生活中的忠实朋友和助手。
* * *
是的,同志们,对生活的庸俗和残酷的恐惧,我是深深体验过的;我曾经弄到想自杀的地步 ,后来,在许多年当中,只要一回忆起这种愚蠢行为,我就感到一阵奇耻并藐视自己。
我摆脱这种恐惧,是在我了解了这样的情况之后:人们虽然无知,但还不是那样恶毒,使我害怕的,并不是他们,也不是生活,而是由于我对社会和各种事情认识不够,由于我在生活面前无力自卫和没有武装。正是这样。因此我觉得,你们应该格外仔细地想一想这一点,要知道,你们当中之所以有人感到恐惧、发出呻吟和埋怨,也不外乎是由于发牢骚的人感到在生活面前没有武装,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反抗从外面——也从内部——压迫人的“旧世界”。
你们应该知道,和我一样的人过去都是孤独者和“社会”的弃儿,而你们现在却是成百成千的,并且还是劳动阶级的亲生儿女,这个阶级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政权,迅速地学习按照功绩来评价个人的有益的工作。你们现在有政权,即工农政权,这个政权应该帮助,而且也能够帮助你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使其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它也正在逐渐这样做。如果资产阶级——工农政权的死敌,也是你们的死敌——没有妨害工农政权的生活和工作,那么工农政权的工作还会做得更成功。
你们应该培养对自己、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是靠克服障碍、培养意志和“锻炼”意志而获得的。你们必须学习战胜过去遗留下来的,存在于自己内部和外部的坏透了的遗产,不然的话,你们怎么能够“和旧世界决裂” 呢?如果你们没有力量,也不希望来做这句话所教导的事情,那么就不配唱这首歌。人在和自己作斗争时,只要获得一个小小的胜利,就可以使他变得坚强得多。你们知道,一个人如果不断地锻炼自己的身体,他就会变得健康、坚韧和敏捷——同样的,也应该这样来锻炼自己的理智和意志。
这里有一个这种锻炼的显著成功的例子:不久以前,有一个女人在柏林表演,她每一只手拿着两支铅笔,嘴里还衔着一支,能够同时用五种不同的语言,写出五个不同的单字。这看来像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这不是因为体力上的困难,而是因为需要把思想不自然地分散,然而这却是事实。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事实证明,在乱七八糟的资产阶级社会里,人实际上把自己卓越的才能耗费得多么没有意思,在那里,为了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就必须双脚朝天在街上走路;就必须创造——实际上未必有益——活动迅速的新纪录;就必须同时和二十个对手下棋;就必须在表演杂技武术和作诗时耍一些使人难以相信的“噱头”。总之,要冒着危险,并且绞尽脑汁耍把戏,为那些饱食终日的人消愁解闷。
你们,青年人,应该知道,人类在科学、艺术和技术各方面所获得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永远有益和永远美好的东西,都是那些在难以形容的艰苦条件下,在“社会”极度无知、教会敌视阻挠、资本家自私自利的情况下,在“梅采纳斯 们”——“科学和艺术的保护者们”的任性的要求下进行工作的少数人所创造出来的。你们也要记住,在文化的创造者当中,有许多是普通的劳动者,如有名的物理学家法拉第、爱迪生;如理发师阿克莱特 发明了织布机,铁匠别尔纳·巴里西 是最优秀的陶器艺术家之一;世界最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是一个普通演员,伟大的莫里哀也是这样——这种“锻炼”自己的才能获得成功的人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好几百。
所有这些说明了:过去那些极少数的人虽然没有我们现代所具备的广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上的便利,但仍能做出事业来。你们想一想吧,在我们的国家里,文化工作的任务变得多么容易,我们的国家所抱定的目的,是要把人类从无意义的劳动中,从劳动力所受到的无耻剥削中——即从那种使富人迅速堕落、而使劳动阶级也有堕落危险的剥削中完全解放出来。
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十分光明而又伟大的事业,就是“和旧世界决裂”并创造新世界。这个事业已经开始了。而且正在各处按照我们工人阶级的范例不断发展。不管旧世界怎样阻碍这个事业——这个事业仍将发展下去。全世界劳动人民正准备逐步从事这个事业。同情个人的工作的气氛正在造成,这些人现在已经不是一盘散沙,而是集体的创造意志的先进的表现者了。
敢于如此全面地定下一个目标,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在这样一个目标面前,“怎么办?”的问题是不应存在的。“生活困难吗?”真的如此困难吗?是不是因为需求增加了,因为想要你们的父辈想也不曾想过、见也不曾见过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所以感到困难呢?是不是你们要求过高呢?
我自然知道,你们当中已有不少人理解集体劳动的快乐和诗意——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要积累千百万的金钱,而是要消灭金钱对人——世界最伟大的奇迹和地球上一切奇迹的创造者的卑污的权力。
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怎样学习写作的?
我既直接从生活中得到印象,也从书本中得到印象。前一类印象可以和原料相比,后一类印象可以和半成品相比,或者,为了说得更明确一些而打一个粗浅的比方:在前一种场合,我面前是一头牲畜,而在后一种场合,则是从牲畜身上剥下来的一张经过精制的皮革。我从外国文学,尤其是从法国文学中得到了很多益处。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残暴而又吝啬的人,但是我对他的认识和了解,从没有像我在读了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之后所认识和了解的那样深刻。欧也妮的父亲葛朗台老头子,也是一个吝啬、残酷、大体上同我的外祖父是一样的人,但是他比我的外祖父更愚蠢,也没有我的外祖父那样有趣。由于同法国人作了比较,我所不喜欢的那个俄国老头子就占了上风并高大起来了。这虽然没有改变我对外祖父的态度,但它却是一个大发现——书籍具有一种能给我指出我在人的身上所没有看见和不知道的东西的能力。
乔治·艾略特 的一本枯燥无味的小说《米德尔玛奇》,阿威尔巴赫、斯比尔哈根 的作品,告诉我在英国和德国的省份里,人们并不是完全像我们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的史威斯丁斯克大街上的人们一样地生活着,但是他们的生活也不见得就好得多。他们讲着同样的事情,讲着英国和德国的钱币,讲着必须敬畏和爱戴上帝;可是他们也像我所住的那条大街上的人们一样——大家并不相亲相爱,尤其不喜欢那些跟他们周围大多数人有点不同的特殊人物。我并没有寻找外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不,我寻找的是他们的差异,但却发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
我的外祖父的朋友,破产的商人伊万·舒罗夫和雅科夫·科捷利尼可夫,以萨克雷 的名著《名利场》中的人物一样的口吻议论着同样的事情。我根据《圣诗集》 学习识字,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具有一种优美的音乐般的语言。当雅科夫·科捷利尼可夫、我的外祖父和所有的老头子互相埋怨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就想起大卫王在上帝面前埋怨自己的逆子押沙龙的话 ,而且我觉得老头子们在互相证明如今一般的人,特别是青年,生活得愈来愈糟,变得更加愚蠢、更加懒惰、不肯听话、也不敬神的时候,他们所说的都是一派谎言。狄更斯描写的那些伪善的人物也是这样说的。
我曾经仔细地听过教派的学者和正教的神父们的争论,我发现他们双方都同其他国家的教会人士一样紧紧地抓住词句不放;对于所有的教会人士说来,词句就是约束人的羁绊;而有些作家则跟教会人士十分相像。我很快地就在这种相似当中感觉到一种可疑但却有趣的东西。
我从前读书当然没有什么系统和次序,完全是碰到什么读什么。我的主人 的兄弟维克多·谢尔盖耶夫喜爱阅读法国作家克沙维爱·德-蒙特潘、加保里奥、查孔奈、布维爱 的“低级趣味”的小说,读了这些作家的作品后,他接触到那些带着讥笑和敌视的态度来描写“虚无党人—革命家”的俄国小说。我也阅读了弗·克列斯托夫斯基 的《盲目追随的一群人》,斯捷勃尼茨基-列斯科夫的《无处可去》和《结怨》 ,克留什尼科夫 的《海市蜃楼》,皮谢姆斯基 的《澎湃的海》。当我读到那些和我的生活圈子里的人毫不相似的人的时候,我感到很有趣,这些人可以说是那个邀我和他同去“游逛”的犯人的亲戚。当时,这些人的“革命性”自然还不是我所能理解,而这也正是这些作者的目的,他们尽用一些抹黑的煤烟来描写“革命家”。
偶然落到我手中的是波米亚洛夫斯基的《莫洛托夫》和《小市民的幸福》这两篇短篇小说。当波米亚洛夫斯基给我指出小市民生活的“苦恼的贫困”和小市民的幸福的贫乏的时候,我虽然只是模糊地觉得,但却仍然感到忧郁的“虚无党人”总比安逸的莫洛托夫好一点。读了波米亚洛夫斯基的作品以后不久,我又读了查鲁宾 的一部最枯燥无味的书——《俄国生活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我在书中没找到光明面,可是黑暗面在我看来是容易理解而且讨厌的。
我读过无数的坏书,然而它们对我也有益处。应该知道生活中的坏的事物,像知道好的那样清楚和准确。应该尽可能知道得多些。经验越是多种多样,人就越得到提高,人的眼界就越广阔。
外国文学曾给我丰富的用来比较的材料,它的卓越的技巧使我惊奇。它把人物描写得那样生动和优美,以致我觉得仿佛是肉体上都可以感触到他们,而且我认为他们总比俄国人更积极些——他们讲得少,做得多。
“优秀的”法国文学——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的作品对我这个作家的影响,具有真正的、深刻的教育意义;我特别要劝“初学写作者”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是些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最伟大的艺术形式的大师,俄国文学还没有这样的艺术家。我读的是俄文译本,然而这并没有妨碍我体会到法国人的语言艺术的力量。在读了许多“低级趣味”的长篇小说,在读了玛伊恩·李德 、库柏 、古斯塔夫·埃玛尔 、彭松·杜·台拉伊尔的作品以后,这些伟大艺术家的小说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奇异的印象。
我记得,我在圣灵降临节 这一天阅读了福楼拜的《一颗纯朴的心》,黄昏时分,我坐在板棚的屋顶上,我爬到那里去是为了避开那些节日的兴高采烈的人。我完全被这篇小说迷住了,好像聋了和瞎了一样——我面前的喧嚣的春天的节日,被一个最普通的、没有任何功劳也没有任何过失的村妇——一个厨娘的身姿所遮掩了。很难明白,为什么一些我所熟悉的简单的话,被别人放到描写一个厨娘的“没有趣味”的一生的小说里去以后,就这样使我激动呢?在这里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我不是捏造——曾经有好几次,我像野人似的,机械地把书页对着光亮反复细看,仿佛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猜透魔术的方法。
我熟悉好几十本描写秘密的和流血的罪行的小说。然而我阅读司汤达的《意大利纪事》的时候,我又一次不能了解:这种事怎么做得出来呢?这个人所描写的本是残酷无情的人、复仇的凶手,可是我读他的小说,好像是读《圣者列传》或者听《圣母的梦》——一部关于她在地狱中看到人们遭受的“苦难的历程”的故事。
当我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驴皮记》里读到描写银行家举行盛宴和二十来个人同时讲话因而造成一片喧声的篇章时,我简直惊愕万分,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仿佛现在还听见。然而主要之点在于,我不仅听见,而且也看见谁在怎样讲话,看见这些人的眼睛、微笑和姿势,虽然巴尔扎克并没有描写出这位银行家的客人们的面孔和体态。
一般说来,巴尔扎克和其他法国作家都精于用语言描写人物,善于使自己的语言生动可闻,对话纯熟完善——这种技巧总是使我惊叹不已。巴尔扎克的作品好像是用油画的颜料描绘的,当我第一次看见卢本斯 的绘画时,我想起的正是巴尔扎克。当我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疯狂似的作品时,我不能不想到,他正是从这位伟大的长篇小说巨匠那里获得很多教益的。我也喜欢龚古尔兄弟的像钢笔画那样刚劲、清晰的作品,以及左拉用黯淡的颜料描绘的晦暗的画面。雨果的长篇小说没有引起我的兴味,甚至《九三年》我也很淡漠地就读过去了;这种淡漠的原因,我在读到阿纳托尔·法朗士的长篇小说《神们在期待》以后才开始明白。我读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是在学会了憎恨许多东西之后,他那沉静的语言、怀疑的嘲笑大大地坚定了我的憎恨。
从以上所说的关于各种作品的全部意见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是向法国作家学习写作的。这虽然是偶然造成的,可是我想这并不是坏事,因此我很愿意奉劝青年作家学习法语,以便阅读这些巨匠的原著,并向他们学习语言的艺术。
我在相当晚的年代才阅读“优秀的”俄国文学——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的作品。列斯科夫的惊人的知识和丰富的语言,无疑曾影响了我。一般说来,这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和精通俄国生活的专家,这个作家对我国文学的功绩还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安东·契诃夫说过,他从列斯科夫那里得到许多教益。我想,阿·列米佐夫 大概也会这么说的。
我之所以指出这些相互的关系和影响,为的是要重说一遍:一个作家必须具有外国文学和俄国文学发展史的知识。
* * *
二十岁左右,我开始明白,我所见过、经历过和听过的许多东西,都应该而且必须告诉别人。我觉得,我对某些事物的认识与体会和别人不一样;这使我惶惑不安,情绪不稳定,爱好说话。甚至当读到像屠格涅夫这样的巨匠的作品时,我有时也想,《猎人笔记》中的主人公们,我也可能用不同于屠格涅夫的方法来讲。在那些年代,我已被认为是一个有趣的讲故事的人、搬运夫、面包师、“流浪汉”、木匠、铁路工人、“圣地朝拜者”,总之,我的生活圈子里的人们都很注意地倾听我讲。我讲述我所读过的书时,我越来越发现自己讲得不正确,歪曲了我读过的东西,从自己的经验中给它加添了一些什么东西。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活中的事实和文学作品在我的心中融合成为统一的整体。书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一种现象,它也是活的、会说话的“东西”;它在和人类已经创造出和正在创造的一切其他东西不一样。
知识分子在听了我的话之后就劝我道:
“写吧!试一下看!”
我时常觉得自己像喝醉了酒一样,并体验着由于想一口气就说完所有使我苦恼和使我快乐的事情而发作的啰啰唆唆和言语粗俗的狂热,我之所以想说是为了“释去重负”。我也常有非常痛苦的紧张的时候,那时候我好像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人一样“骨鲠在喉”,我想狂叫,说玻璃工人阿纳托里——我的朋友,一个极有才能的青年——如果得不到帮助就会毁了;说卖淫妇苔丽莎是个好人,她虽然是一个卖淫妇,但是玩弄了她的那些大学生并没有看到她的好处,那是太不公平了,这正像大家没有看到讨饭的马季察老太婆,要比年轻的、见多识广的助产婆雅科夫列娃更聪明一样。
我甚至偷偷地瞒着我的亲密的朋友大学生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写过关于苔丽莎和阿纳托里的诗;我还写过这样的诗,说雪在春天融化,并不是为了变成脏水从街上流到面包师工作的地下室去;说伏尔加是一条美丽的大河;做面包圈的师傅库津是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以及人生纯粹是一大堆垃圾和扼杀人的心灵的苦恼;等等。
我写诗并不吃力,但我看到这些诗都非常蹩脚,因此我就轻蔑自己的无能和无才。我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以及库罗奇金所翻译的贝朗瑞的诗,我很清楚地看出,我同这些诗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写散文吧——我还没有下决心,在我看来散文要比诗还难,它需要特别敏锐的眼力,需要有洞察力,要能看到和发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还需要有某种文字上的异常严密而有力的词句。但是我终于开始尝试写散文了,可是当我发觉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写普通的散文时,我就选定了“有韵律的”散文。这些写作的尝试,造成了可悲而又可笑的结果。我用有韵律的散文写了一首大而无当的“长诗”:《老橡树之歌》。弗·加·柯罗连科用了一两句话就彻底摧毁了这篇呆板的作品;假如没有记错的话,我在这篇作品里,叙述的好像是我对刊载在科学杂志《知识》上的一篇谈进化论的文章《生命的循环》 的想法。我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是为了不同意才生到这世界上来的。”而且我好像真是不同意进化论的。
但是柯罗连科并没有使我摆脱对“有韵律的”散文的偏爱,再过了五年,他在称赞我的小说《阿尔希普爷爷》的时候还说我不该把“一种像诗的东西”掺在小说里面。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话,等回家重读了这篇小说以后,我才痛苦地确信其中有整整一页——描写草原上的暴雨的——正是用这种该死的“有韵律的散文”写出来的。这种文体长期纠缠着我,它不知不觉地和不恰当地渗透到我的小说里去,我用一种歌唱似的词句来写小说,例如:“月光穿过了石枣树的枝叶和滨枣树的缠绕着的枝藤。”等到后来印了出来,我才羞愧地确信“月光”可以读成“松明”,而“穿过了”也不是那个应该用的词。在我另外一篇小说里有这样一个句子:“马车夫从袋子里拿出了烟袋”,这三个连用音节 并没有大大美化“令人苦恼的贫困生活”。总之,我是尽力想写得“美”。
“一个醉汉倚着路灯的柱子,微笑地望着自己的影子,影子正在颤动。”——其实我所描写的夜是一个寂静的月夜,在这样的夜里是不点路灯的,假如当时既没有风,而火光又是不动的,那么影子是不会颤动的。这种“笔误”和“失言”几乎在我的每一篇小说里都可以遇到,而我也为此严厉地责备过自己。
“海在笑着。” ——我写了这句话,并且很长一个时期我都相信这句话写得很美。为了追求美,我经常犯违反描写的正确性的毛病,把东西放错了位置,对人物作了不正确的解释。
列夫·托尔斯泰在谈到我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的时候向我指出:“你写的炉灶安放得不对。”原来,烘面包圈的炉灶的火光,是不会像我所描写的那样照着工人们的脸的。契诃夫曾向我谈到《福玛·高尔杰耶夫》中的梅登斯卡雅:“我的老兄,您瞧,她有三只耳朵,一只耳朵长在下巴上!”这是对的——我把这个向着灯光的女人写错了。
这些好像都很细小的错误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们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性。总之,要找到确切的词句并把它们排列得能用很少的话表现出很多的意思,“言简意深”,使语言能表现出一幅生动的图画,简洁地描绘出人物的主要特点,让读者一下子就牢牢地记住被描写的人物的动作、步态和语气,这是极其困难的。用词句来给人和事物“着色”,这是一回事,而要把他们描绘得那样“婀娜多姿”和生动,以致使人不禁想伸出手去抚摸所描写的人和物,就像我们常常想去抚摸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那样,这却是另一回事了。
有一次我需要用几句话来描写俄国中部一个小县城的外观。在我选择好词句并用下面的形式把它们排列出来以前,我大概坐了三个钟头:
一片起伏不平的原野,上面交叉纵横着一条条灰色的大路;五光十色的奥古洛夫镇在它的中央,宛如放在一只大而多皱的手掌上的一件珍奇的玩物。
我觉得我写得很好,但是当小说印出来的时候,我才看出我制作了一件像五彩的蜜糖饼干或玲珑精致的糖果盒之类的东西。
总之,字句的运用必须非常确切。从另一方面举一个例子,有人曾说:“宗教是鸦片。”
但是医生却把鸦片给病人吃,作为减轻病人痛苦的一种药品,这就是说,鸦片对于人是有用的。至于人们把鸦片当作烟抽,结果抽鸦片的人就会死掉,因为鸦片是一种比伏特加的酒精更加有害的毒药——这却有许许多多的人还不知道。
我的失败时常使我想起一位诗人所说的悲哀的话:“世上没有比语言的痛苦更强烈的痛苦。”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戈恩菲尔德 在他一九二七年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的痛苦》一书中比我讲得要好得多。
我热忱地把这本非常好的书推荐给“年轻的执笔的同志们”。
似乎纳德松曾说过,“我们贫乏的语言是冰冷而又可怜的” ,并且很少有诗人不埋怨语言的“贫乏”。
我想,这种对语言的“贫乏”的埋怨不是专指俄语,而是泛指人类的言语,而这些埋怨的产生,是因为有些感觉和思想是语言所不能捉摸和表现的。戈恩菲尔德的那本小书讲得最好的就正是这个问题。但是除去“不能用语言捉摸的东西”之外,俄语则是无限丰富并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丰富着。为了证实语言发展的迅速,只要把果戈理和契诃夫,屠格涅夫和布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昂尼德·列昂诺夫 的词的累积——语汇拿来比较一下就行了。列昂诺夫曾在文章中声称他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师的,在某些方面——例如对理性的看法,可以说他也得益于列夫·托尔斯泰。可是这两种依赖关系只是证明这位青年作家十分出色,而绝没有掩住他的独特性。在《贼》这部长篇小说里,他完全无可争论地表现出他用语的丰富是惊人的,除了这部小说困难而巧妙的结构使人惊叹之外,还提供了许多他自己的十分确切的词句。我觉得列昂诺夫是一个唱着一支十分独特的“自己的歌”的人,他刚才开始唱这支歌,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他。
应该指出,语言是由人民创造的。我们把语言分成规范语和人民的语言,这只是说语言中有“未经加工”的语言和由大师们加过工的语言。第一个清楚地了解这一点的人是普希金,他也是第一个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利用人民的语言材料、应该如何对它进行加工的人。
艺术家是自己国家、自己阶级的感官,是它的耳朵、眼睛和心脏;他是自己时代的喉舌。他应该尽可能更多地知道过去,他对过去知道得愈清楚,那么他对现在就更加明了,他就能更强烈、更深刻地感觉到我们时代多方面的革命性及其任务的广泛。必须知道人民的历史,还必须知道人民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者们——文化史家们、人种志学者们——指出,这种思想表现在民间故事、传说、谚语和俚语中。正是谚语、俚语以特别富于教训意义的形式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思想;因此,对于初学写作的作家,熟悉这些材料是非常有益的,这不仅因为它能很好地教我们学会用字节省、语言简练和形象性,而且还因为农民是苏维埃国家中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历史就是用农民这团黏土捏造出工人、小市民、商人、神父、官吏、贵族、学者和艺术家来的。农民的思想,是由国家教会的神父和脱离了这个教会的教派分子极其热心地培养成的。他们自古以来就养成了用包括谚语和俚语在内的那些现成的硬化了的形式来思想,大部分谚语和俚语只不过是被压缩了的神父们的教训而已。“握有权势的人,只有上帝能审判。”“想起来,是痛苦;不想了,是上帝的意志。”“有庄稼人在思想的地方便没有上帝。”“你要让上帝满意,自己可不能动脑筋!”“走得慢些,才走得远些。”“不是自己的雪橇可别坐。”“人人应守本分。”——像这样的谚语不下数百句,无论在哪一句当中,都不难发现隐藏在词句后面的《圣经》中的先知、“教会之父”约翰·兹拉托乌斯特、叶夫列姆·西林,基里尔·耶路撒冷斯基及其他人的教训。
当我阅读“保守派”和“保皇党”的作品时,在这些作品里我没有找到一点能使我感到新鲜的东西,这正因为这些书的每一页都不过是用展开的形式——引申的解释——在重复我从小就知道的这一句或那一句谚语而已。十分清楚,列昂季耶夫 ,波别多诺斯采夫 及其他保守派的全部绝顶的聪明,都浸透着“人民的智慧”,其中包含着被压缩得极其浓厚的教会气味。
毫无疑问,还有大量具有另一种含义的谚语,例如:“我们驯良地生活着,而棍子打着我们的骨头。”“上帝给老爷的是烤牛肉,给农民的是一块面包外加一记耳光。”“我们生活着,我们不悲伤,我们并不比老爷过得坏;他们去打猎,我们去干活;他们去睡觉,我们还是去干活;他们睡醒了起来喝茶,而我们就拖着镣铐摇晃。”
一般来说,谚语和俚语把劳动人民的全部生活经验与社会历史经验出色地固定下来了;因此一个作家必须知道这种材料,它能教他学会像把手指握成拳头一样去压缩语言,以及松展开被别人紧紧压缩起来的语言,以便暴露出隐藏在这些语言中的与时代任务相敌对的僵死的东西。
在谚语中,换句话说——在用格言进行的思维中,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记得有过这样一回事:我的朋友,一个好开玩笑的扫院人雅科夫·索尔达托夫正在打扫大街。扫帚是新的,还没有弄脏。雅科夫看着我,
了一
愉快的眼睛说道:“这把扫帚很好,可是垃圾总扫不净;我把它扫掉了,邻居们又会弄来一大堆。”
我很明白:这个扫院人说的是对的。即使邻人们都打扫自己的一段地面,风还会从别的大街上把垃圾吹过来;假如全城所有的大街都打扫干净了,灰尘还是会从田野里、从大路上、从别的城市里飞来的。当然,消除自己门前的垃圾是必要的,但是假如把这个工作扩大到全街、全城和全世界,那么结果就一定会更好。
我们可以这样来引申俚语的意义,而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俚语是怎样产生的例子:当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里开始流行霍乱的时候,有个小市民散布谣言,说病人是被医生毒死的。省长巴兰诺夫就下令逮捕他,把他送到临时霍乱医院去当看护。这个小市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为了这次教训还感谢过省长,而巴兰诺夫就对他说:“埋头于真理,你就不会说谎了!”
巴兰诺夫虽然是个粗鲁的人,但并不愚蠢,我想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管这话是谁说的,反正都是一样。
我就是在这些活生生的思想中学习思考和写作的。我发现这些扫院人、律师、“沦落的人们” 和其他一切人的思想,在书本里都披上了别人的语言的外衣,生活中的事实和文学中的事实就是这样互相补充的。
关于语言大师们怎样创造“典型”和性格的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讲过,但是也许应该举两个有趣的例子。
歌德的《浮士德》是艺术创作的最卓越的产物之一,艺术创作永远是一种“虚构”,臆造,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是一种“臆测”,是思想在形象中的体现。我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就读过《浮士德》,过了一些时候我才知道,远在德国作家歌德两百年以前,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 就写过浮士德,波兰的“通俗”小说《特瓦尔多夫斯基先生》写的也是“浮士德”;法国作家保罗·缪塞 的小说《幸福的探求者》,也是同样的情形;所有这一切关于浮士德的作品的基础,都是中世纪的一个民间传说;这个传说叙述一个人为了渴望个人的幸福和支配自然的秘密与人们的权力而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这个故事是从对中世纪那些专心制造黄金和炼制长生丹的有学问的“炼丹术士”的生活与工作的观察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是真诚的空想家,“思想的狂热者”,但也有些是招摇撞骗的骗子。这些个别的人物想取得“最高权力”的徒劳无益的努力,在中世纪的浮士德博士的冒险史中曾遭到过嘲笑,甚至魔鬼本人也没能帮助他达到全知和永生之境。
和浮士德这个不幸的形象并列,还创造了一个也是各民族都知道的人物:在意大利是普尔青奈洛,在英国是彭奇,在土耳其是卡拉拜特,在我国就是彼得鲁什卡。 这是民间木偶剧中一个不可战胜的英雄。他战胜了一切人和一切东西:警察、神父,甚至魔鬼和死亡,而他自己却是永生不朽的。劳动人民通过这个粗糙而朴素的形象体现了他们自己,体现了他们的信心——归根到底,正是他们征服了一切东西和一切人。
这两个例子再一次证明了我上面所说的:“匿名的”创作,即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人的创作 ,也要服从抽象化的法则,它把这个或那个社会集团突出的特征抽取出来,再把它们具体化,并概括到这个集团的一个人物的身上。艺术家如能严格遵守这个法则,就能帮助他创造出“典型”来。查理·德-科斯特 就这样创造出了佛来米人的民族典型——“梯尔·欧伦施皮格尔”,罗曼·罗兰 就这样创造出了布戈涅人“哥拉·布勒尼翁”,阿尔方斯·都德就这样创造出了布罗温斯人“达达兰” 。要创造出这些“典型”人物的鲜明形象,只有在具有高度发达的观察力,善于发现类似之处、善于看到差别的条件下,只有在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而在缺乏正确认识的时候,就只能依靠猜想,但猜想十个有九个都是错误的。
我并不承认自己是大师,能够创造出和奥勃洛摩夫、罗亭、梁赞诺夫 等典型与性格具有同等艺术价值的性格和典型来。但是为了写《福玛·高尔杰耶夫》,我同样不得不观察几十个对自己的父亲的生活与工作感到不满的商人的儿子;他们模糊地感到,在这种单调的、“令人苦恼的贫困生活”中没有很大意义。在像福玛这类注定要过无聊生活并被苦恼所折磨而沉溺于深思的人们当中,一方面产生出了一些酒鬼、“放荡者”、无赖汉;而在另一方面,也飞出了像为列宁的《火星报》的出版而慷慨捐助的沙瓦·莫罗佐夫,以金钱资助社会革命党的彼尔姆的船主梅什科夫,卡卢加的工厂主冈察罗夫,莫斯科人施密特及其他许多“白色的乌鸦”。从这里也产生出这样一些文化活动家,例如切列波韦次城的市长米留京,以及许多莫斯科的和外省的商人,他们在科学、艺术等部门中极其大胆地作了许多工作。福玛·高尔杰耶夫的教父马雅金,也是从各种微不足道的特征和“谚语”中造就出来的,我的话并没有错:在一九〇五年之后,在工人和农民用自己的肉体为马雅金们铺起了一条走向政权的道路以后——大家都知道,那时候马雅金们在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是起过不小的作用的,而且他们至今还在梦想回到他们的老巢里去。
* * *
青年们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写“流浪汉”?
这是因为我生活在小市民当中,我看见我眼前的许多人唯一的志愿就是用诈骗的手段来吸取人的血,把血凝成戈比,再用戈比铸成卢布;我也像我那位十九岁的通信者一样,“全身发抖地”憎恨这些平凡的人蚊虫似的生活,这些人彼此很相像,就跟同一年铸造出来的五戈比的铜币一样。
在我看来,流浪汉是些“不平常的人”。他们不平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这些“脱离劳动阶级的人”——脱离了本阶级而被自己的阶级所抛弃的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阶级面貌的最突出的特征。在尼日尼的“百万富翁街”的“黄金连队”里,那些曾经富裕过的小市民,同我的表兄弟——温驯的梦想家亚历山大·卡希林,意大利画家董蒂尼、中学教师格拉德科夫、勃男爵、因为盗窃而坐过很久监狱的副警察局长,真姓是冯·台尔·佛特特的名偷“尼科尔卡将军”,大家都和睦地相处。
在喀山的“玻璃工厂”里,住着二十多个这类形形色色的人物。“大学生”拉德洛夫或拉都诺夫;服过十年苦役的拾破布的老头儿;曾经做过省长安德里耶夫斯基的听差的瓦希卡·格拉奇克;牧师的儿子、白俄罗斯人机械师罗杰耶维奇;兽医达维多夫。这些人大半都不很健康,嗜酒如命,他们互相不打是不能过日子的;但是在他们中间,同志般地互相帮助的感情却很深厚;凡是他们挣来或偷来的东西,他们都一齐喝光和吃光。我看见他们虽然比“平常的人”过得更坏,但是却感到并认为自己比那些人好,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贪心,不互相倾轧,也不积蓄金钱。他们之中有些人是能够积蓄的,他们还保有“节约”的特征和对“有秩序的”生活的挚爱。他们能够积蓄,是因为瓦西卡·格拉奇克,一个狡猾的和幸运的小偷,时常把他弄到的东西带到他们那里去,交给“账房”罗杰耶维奇,但是这位罗杰耶维奇对于这所工厂的“经营”却毫无办法,他是一位极其软弱、优柔寡断的人。
我记得有过好几次这样的场面:某人偷来了一双漂亮的猎靴,大家决定拿它去换酒喝。但是几天前被警察揍了一顿而病着的罗杰耶维奇却说,只应该把靴筒拿去换酒喝,靴头要割下来给“大学生”穿,因为他穿的鞋已破烂不堪了。
“脚冻坏了是会死的,可他是个好人哪。”
他们把靴头割了下来,但是那个老苦役犯却提议用靴筒缝两双拖鞋:一双给自己,一双给罗杰耶维奇。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拿靴子去换酒喝。格拉奇克用他对“有教养的人”的敬爱来说明他同这些人的友谊和他给予他们的慷慨帮助。
他对我说:“老弟,我对有教养的人比对最漂亮的女人还喜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生有黑色的头发,清秀漂亮的脸上挂着悦人的微笑;他总是若有所思,沉默寡言,但往往突然粗暴地,几乎是疯狂地高兴起来,舞着,唱着,讲他自己的幸运,和大家一一拥抱,就像他马上要去打仗,去送死。在后莫克拉亚街——就是现在莫斯科车站所在的地方——的布托夫酒店的地下室里,有八个靠求乞度日的老头子和老太婆,就是靠他的钱过活的,其中还有一个年轻的发了疯的女人,带着一个一周岁的婴儿。他是这样变成小偷的:当他做省长的听差时,有一次在他的情妇那里过夜,早晨回家的时候,他还是醉醺醺的,半路上从一个卖牛奶女人的手里抢过牛奶壶就喝了起来;人家来捉他的时候,他就打起架来;于是严厉的调解法官,了不起的自由主义者科龙塔耶夫,就把他关进了监牢。瓦西卡服满了刑期,就爬进科龙塔耶夫的书房,撕毁了他的文件,拖走了一台闹钟和一只望远镜,于是又被关进牢里。我是这样认识他的:有一次他在鞑靼村偷东西被人发觉,几个守夜人紧紧追赶着他,我把一个守夜人绊了一跤,这样就帮助瓦希卡能够逃掉,而我也跟着他一齐逃跑了。
在流浪汉中有许多奇怪的人,他们有很多地方我是不懂的,但是有一点赢得了我对他们强烈的好感,那就是他们不对生活发牢骚,反而用讥笑和讽刺的态度谈论“庸俗的人们”的幸福生活,但这并不是出于一种暗暗的嫉妒,并不是因为“眼睛看得见而牙齿咬不到”,而似乎是出于他们的高傲,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生活得虽然不好,但他们却比那些生活得“很好”的人要好。
我第一次见到我在《沦落的人们》 那篇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小客栈的老板库瓦尔达,是在调解法官科龙塔耶夫的审讯室里。这个衣衫褴褛的人怀着自尊心回答法官的各种问题,怀着蔑视反驳警察局长、原告人和受害人——一个被库瓦尔达殴打了的小饭馆的老板,这种自尊心和蔑视使我很吃惊。还有一个敖德萨的流浪汉,把我在小说《切尔卡什》中所描写的故事讲给我听,他的那种不怀恶意的嘲讽,也使我惊奇。我和这个人在赫尔松省尼古拉耶夫城的医院里一同住过。我清楚地记得他那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的微笑——他带着这种微笑结束了关于他雇的一个年轻人的背叛行为的故事:“我就这样给了他些钱把他打发了;去吧,糊涂虫,喝稀饭去吧!”
这个人使我想起大仲马的那些“高尚的”英雄。我们一同走出医院,坐在城外一个营房的眼镜堡里,他一面请我吃着甜瓜,一面向我建议:“也许,你会和我同去干些好事吧?我想,你对我会有用的。”
这个建议使我受宠若惊,但当时我已经知道有一种比走私和偷窃还更有益的事业了。
我对“流浪汉”的偏爱就是出于我想描写“不平常的人”,而不想描写干巴巴的小市民型的人的愿望。当然,这里也有外国文学,首先是比俄国文学更为色调鲜明的法国文学的影响。但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想依靠自己用“虚构”来美化那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所说的“令人苦恼的贫困生活”的愿望。
我已说过,这个愿望就叫作“浪漫主义”。某些批评家认为我的浪漫主义是哲学上的唯心论的反映。我想,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哲学上的唯心论教导人们,说“观念”存在于人、动物和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之上并居于首位;这些观念是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的最完美的典范,并且人在自身的活动中是完全依赖这些观念的;人的一切工作都是对这些典范、“观念”的模仿,人似乎只能模糊地感觉到这些“观念”的存在。从这个观点出发,在我们头上的什么地方,就存在着脚镣和内燃机的观念,存在着结核菌和速射炮的观念,存在着蛤蟆、小市民、耗子,总之是地面上存在着的和由人所创造的一切东西的观念。十分明显,从这里就产生了承认一切观念的创造者存在的必然性,承认由于某种原因而创造出老鹰与虱子、大象与青蛙的某种生灵的必然性。
我认为在人之外是不存在观念的;我认为正是人并且只有人才是一切事物和一切观念的创造者;正是人才是奇迹的创造者,并且在未来还是一切自然力量的主宰。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的聪明的手创造出来的;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观念都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使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思想产生于事实之后。我之所以在人的面前“顶礼膜拜”,是因为除了人的理智、人的想象、人的臆测的体现之外,在我们的世界上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看不见。神是一种同“照相”一样的“人的虚构”,不同的只是“照片”照的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而神则是一帧“人的虚构”的照片,人在这一虚构中把自己想象成为一种生灵,这种生灵希望成为而且也可能成为全知全能和绝对公正的。
如果我们必须谈谈“神圣的东西”——那么只有人对自己的不满和他想使自己变得比他目前的情况更好的愿望才是神圣的;只有对自己所创造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屑的废物的憎恨才是神圣的;只有他想灭绝世上的嫉妒、贪婪、犯罪、疾病、战争和人间一切敌意的心愿才是神圣的,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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