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笔者并不是要指责六○年代末的年轻人们缺乏献身的态度与禁慾主义。
在日本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时代,也就是贫困与战争这种「近代的不幸」近在眼前,学生是担负着国政责任的少数菁英的时代,吉野所言的献身态度与禁慾主义自然而然地产生在「认真的左翼学生」身上。在社会条件与大学生的地位都不同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身上,要求这些事情并不合理。
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所面对的「现代的不幸」虽然比「近代的不幸」更难以表达,但这是性质的差异而非优劣之分。试着表达出这些问题的行为,就算以所谓政治运动的标准来看相当拙劣,但这依然还是性质的不同而非优劣之分。如果将此误认为优劣的问题,就会陷入像是对当代拒绝上学的孩子说,「第三世界有很多因为贫穷而不能上学的小孩,但你却这么奢侈」的这类毫无意义的说教当中。
但在「那个时代」的反叛中,有几个明确应该被批判的点。列举如下。
第一,他们过于无知且性急地单方面批判了过去的「战后民主主义」。的确,生长于正在成为先进国家的社会中,面对「现代的不幸」的他们,对于以解决日本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时所形成的「近代的不幸」为课题的思想并不怀有现实感,这是很容易想像的。
但是,例如党派之间的斗争与武装斗争带来了什么样的不良影响与悲剧,而怎么样的斗争方法才能获取民众的共鸣等问题,应该都有可能从战后的运动与思想的累积中有所学习才是。以「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一语埋葬过去遗产的傲慢,即使遭受批判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点,是运动后的去向。因为面对着不同性质的「不幸」,因此我认为比起对于民众的献身更重视「自己」这点并不应该被批判。然而,对于「自己」的重视,不只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也带来如小田实批判的,「对着后来的人们说不要进入这种『帝国主义大学』,这种学校没有入学的必要,但自己却进入了『帝国主义企业』」这样的结果。
当然,从以前就有所谓「就业转向」的现象。然而全共斗运动的参加者虽然与过去的学生运动相较之下算多,但在运动过后留在运动里的人数并不高,「成品率」不佳,这几乎已成为了定论。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呢?出生于一九四○年,从六○年代前半开始成为民青运动者的川上彻,在二○○六年的着作中这么批判全共斗运动:[40]「看到『不知辛劳』的年轻人突然『激进化』,高喊着『共产党=机会主义』等等,让我觉得『这不是在开玩笑吧』。这是十分苦涩的感觉。我认为他们似乎首先体现了对于歷史的傲慢(=无知)。」川上接着在这本着作中这么说:[41]
许多自称全共斗同情者的人们,后来同时进入了经济高度成长下的企业社会。残留着对于形式=形象的「自我否定的自我」的淡淡共感,多数人已经准备好跳进被精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当中。等着他们的是,以只有「我们公司」、「我们组织」繁荣才有可能实现自我这样的意识为常识的社会。而已经成为歷史事实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全共斗战士已经变身成了企业战士。
这种现象有时候被称为全共斗世代的「转向」。但我在想,这是「转向」吗?这倒不如说是平行移动才对吧。他们主要的关心本来就是「自己」。激进的运动最后着陆的是「自己」。虽然他们在运动中抓住了质疑自我存在的契机,但未能完成之后的重建,残留下重建的余地=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直接走入了社会,只留下了关注「自我」的空壳。这个空壳必须被什么给填满才行。
可以填充的东西有很多,可以是公司至上主义、或者像是在闪烁发光似的大众社会的魅力,在以竞争为原理成立的社会中,当然不缺填充的材料。全共斗战士们变身为企业战士的过程,似乎比我想像的还要来得顺畅。这个绝对不是可以被称为转向之类高尚事物的过程。因为在转向中,理应存在着转向的人的痛苦呻吟和精神上的纠葛才是。
联合赤军的领导者森恒夫的高中同学如此评论他,「我认为他的本质是体制性的」、「他如果就业的话,应该会是很出色的上班族」。[42]在第十六章也提过,革命左派的前泽辰义认为,永田洋子应该能成为「优秀的业务」。许多个森与永田就这样成为「出色的上班族」与「优秀的业务」,支撑起了七○年代以降的日本经济。
当然,在前全共斗与党派运动者中,也有后来持续从事其他活动的人。也有人无法顺利在企业里就业,走上了不得志的人生道路。在这些人中,或许会有人说前述川上的批判只是民青自以为是的批评。但就算是这些人,应该也能够在脑海里浮现几个符合川上这番形容的过去的友人吧。而在民青的运动者中,回答大学毕业后还是会持续活动的人占大多数,相较于此,三派系的运动者到了大四就会退休则为通例,这也显示在第四章介绍过的高桥彻的调查中。
如第十三章所述,全共斗运动的参加者很容易就会变成「企业战士」的现象,在当时就已经被指出来了。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岛诚这么记录了从某企业的研究所员那边听来的情况:[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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