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们的这种态度也遭报纸批评为「不制止学生的教授」、「只会旁观的教授」。接着报导还提到「学生对于『无论何种正当的主张,只要透过教授会这个过滤器,就会消失无踪』大感不满。共斗会议打算从根本改变这种『过滤器』体质的强硬方针,意外地获得学生们的共鸣。」[604]
但被卷入的普通学生,大部分也只是冷眼旁观两派的冲突。根据当时的报导,女学生边哭边要求:「这不是我们的学校。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呢?为何只是沉默地旁观?」但「围在远处的学生却站着谈笑道『民青也挺厉害的嘛』,宛如只是在看电视般的口吻。」[605]其中有数名静坐在两派之间的助教与学生,唿吁「停止暴力」,报纸评价他们的举动为「唯一的救赎」[606]。
这些回忆与报导的细节,照例也有些今天无法确认的部分。但有两件事可以确定。其一,相互行使暴力与教授的无力透过大众传媒传播到全国,如同《读卖新闻》写道「理性的学府在这天夜里,发出轰然巨响,然后崩塌」般,东大的权威尽丧无遗[607]。另一点就是行动队打败东大全共斗,使全校封锁遭遇挫折。
东大全共斗在武装内斗中败北,宫崎表示「简单来说,人无完人,东大全共斗〔即便擅长讲道理〕在武斗上委实没多大本事。」[608]全共斗的大桥宪三也回忆道,「我们的力量确实不强。如果是议论事情还有点气势,但要逼自己贫弱的肉体强行展示暴力的话,真的打斗起来也心知肚明没有胜算。」[609]
然而,「反对暴力」不过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已经渗透东大全共斗。柏崎千枝子不满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教授批评民青与全共斗的乱斗乃「黑道打架」,如此写道[610]:「你所谓的思想,难道只是『聊天』的同义词吗?装出一副有风度的模样,以评论家、旁观者的态度看待歷史和斗争,认为我们与民青的激烈冲突不过是『黑道打架』。」「〔这种〕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今后将透过我们的斗争,宣告他们的『死亡』。」
就这样,东大全共斗继续推展封锁全校的战术。十四日全共斗也在驹场尝试封锁第三、第六两座本馆,但被民青的行动队以及主张「避免流血」的教授与无党派学生阻止[611]。
而暴力的连锁反应,之后却一路扩大。如果自己这方疏于施暴,就有遭对手攻击之虞,这种效应对连锁暴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某全共斗的学生在座谈会上表示,「只要殴打过他人一次,之后便无法停手,无法放下武斗棒。」加上「民青中似乎有车一族众多,把他们的车砸毁时,那种快感爽不可言。心中顿感清爽。」如此,无意义的暴力变得横行[612]。
于是,东大全共斗逐渐变质。据东大社会学部教授福武直表示,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为止,东大全共斗即便戴着头盔,「但除了特别的状况外,校内游行时并不带武斗棒。」但「从此时开始使用武斗棒逐渐变得常见。」[613]
在十一月之前,对东大全共斗而言,武斗棒与其说是武器,不如说是一种象徵,一种表现行为。吉野源三郎于一九六八年夏天询问山本义隆「与大学当局交涉时为何必须带角材与头盔?」山本回答「自羽田、佐世保斗争以来那就象徵着我们的斗争。不过如此。」[614]
初期东大全共斗学生所持的武斗棒,即便外观很长看来气派,但材质只是杉木,打在人身上极容易断裂。但共产党行动队的棍棒则是坚实的橡木。等到东大全共斗与民青的武装内斗台面化之后,东大全共斗也需要牢固的武斗棒,最终武斗棒变成了铁管。
但,东大全共斗的模式原非由高层下令下层执行,应该是不适合军事行动的组织。因此关于武斗的执行部队一如十一月十二日综合图书馆前的冲突,不得不仰赖参加全共斗的各新左翼党派部队。
因此,为了对抗共产党的行动队,东大全共斗开始从校外招来新左翼党派的支援部队。各新左翼党派也认为「称霸东大即可称霸全国」而投入部队。但其组织力量终究无法与共产党抗衡。内藤国夫如此写道[615]:
东大十个学部中,唯一由日共派牢牢掌控自治会执行部的教育学部校舍,出现相当数量的日共外人部队常驻校内之体制,给人日共派作战本部的感觉。日共派学生散发的传单,也由油印机印刷改为活字版印刷,连日散发数量庞大的传单。表示「我们来支援东大斗争」的日共派全学联也堂堂进入东大,以小货车运来三合板或角材,大量制作新的看板。
日本共产党在这场总体战中投入巨大的能量,令我们倍感惊讶。此前遭共斗会议打压,无精打采的东大内日共派学生似乎也活了过来,变得更加活跃。日共与反日共的抗争,屡屡可见双方攻守互换的光景。……
而在引进外人部队上,日共派一方明显更加有实力。那种组织力、持续力,加上全国性的动员能力,任何一项都比反日共派那种弱小的各新左翼党派更优越,有如大人比小孩、苏联比捷克般的差别。
反日共派的外人部队扛着长达五公尺的竹竿,背着铁管,抓着石头,然后分别戴着红、白、蓝、黑等色彩鲜艳的头盔,乍看之下色彩缤纷,英勇无双。但一旦展开实战,立刻呈现「乌合之众」的难堪。完全看不出有序的「统制」。
零散随便的杂牌联合军,没有指挥的部队,不可能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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